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6期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减轻企业负担是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

有关部门就经济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央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统计局：今年统一核算各地GDP

王一鸣：市场主体有活力，中国经济就有动力

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认识

要情文摘

今年国企改革主业专业化整合力度将加大

铁路总公司将进一步积极降低规范铁路企业收费

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国家税务总局扎实推进增值税改革措施的落实

国办：制定行政法规应充分听取企业意见

内部报告

曾刚：民营银行发展的探索与展望

中国经济需克服的长期挑战

政策借鉴

天津治理出租车服务打出“组合拳”

辽宁承接省外产业梯度转移

经济分析

减轻企业负担是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

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份凝聚了4000多位地方和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两会的2900多名人大代表和2100多名政协委员智慧结晶的报告为2019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定下基调、描绘了前景。其中，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的举措给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什么市场对这一举措尤为关注？今年的减税降费将着力哪些领域？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一、当前实体企业经营遇到的主要困难

2018年以来，企业盈利的同比增速趋于放缓，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3%，较去年同期增速放缓了0.7个百分点，企业盈利累计增速持续下滑态势凸显。从实际调研看，实体企业经营仍然面临较大困难。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逐步显现。随着美国对华征税进入实质性阶段，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企业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第一，外向型出口企业2019年订单受到影响。对于产品被替代性较强的企业来说，截至目前仍未最终签订2019年出口订单，新增加的关税由谁来承担成为订单谈判的焦点。第二，出口企业遭遇抢先出口压力。由于担心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仍将升级，国外厂商要求我国出口商尽快完成已有订单，部分出口企业已经达到产能极限，在用工、资金等方面出现一定困难。第三，企业供应链生态受到负面影响。由于美国逐步扩大征税清单，部分企业的供货商受到征税影响，之前稳定保持的供应链生态遭遇不确定性冲击。第四，产业链转移显露苗头。部分企业开始谋求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设厂生产，以避免承担新增关税，甚至已有跨国企业调整未来全球发展战略，以降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这种计划之外的战略调整和转移对企业的中长期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国内政策调整影响较大。2018年以来，部分国内政策调整给企业经营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首先，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意在纠正原先征缴不规范的情况，但实际推行中面临新问题。一方面，追缴过去社保欠账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保异地转接不畅等问题影响社保使用，务工人员主动拒绝企业交社保，这给企业足额按时交纳社保提出挑战。其次，环保督查过严过紧、层层加码带来要素成本上涨较快等后果。尽管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短期内过于严格的环保督查造成原材料成本快速上涨，部分达标生产企业被一刀切关停，生产供应链出现断裂等问题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挑战。

企业融资问题依然突出。2018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等指标出现明显放缓，四季度以来才开始略有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现象仍然突出，企业面临抵押物难、发债难、PPP“一刀切”和信用担保不到位等问题。一是当前金融机构收紧了贷款条件。如以前生产设备可按估价的40%进行抵押贷款，现在生产设备无法向银行抵押贷款。以前自用的厂房和土地可以评估价格的70%进行抵押贷款，如今只能按50%执行；二是发债利率上升、银行对3A评级以下的民企信用债审慎、重启发债难度大，是民企普遍遇到的问题；三是由于PPP业务模式的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一度导致政府隐形债务风险加大，各银行也加紧了对PPP投资业务企业的风险审查力度，限制了对PPP业务占比较大企业的授信支持；四是中小企业缺乏信用担保机构支持。企业融资问题使得经营过程中资金出现困难，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开展。

经营成本上涨依然较快。虽然降成本的相关改革措施逐步推行，但企业面临的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租金成本等都仍处于上涨区间。第一，环保督查导致有污染的原材料生产企业关停较多，原材料供应相对短缺，从而煤炭价格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第二，在全国劳动力数量已过最高峰等因素影响下，企业用工短缺、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突出，劳动力素质与岗位要求不匹配，企业培训成本上升等问题逐步显现。第三，2018年以来租房价格快速推高了企业成本负担，部分城市写字楼等商用房租开始攀升，形成企业新增成本。总体来看，实体企业的各类成本都处于上涨区间，在终端需求趋弱、销售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生存压力持续增加。

二、市场对减税降费措施尤为关注

自2014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开始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速稳中趋缓。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短期内进一步激化，工业产品价格连续负增长，企业利润持续处于微增或负增区间，整个经济的增长压力前所未有。企业在销售疲软、产品堆积的情况下，面对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却不断攀升，严重挤压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无论是制造业企业还是原材料生产企业，无论是上游企业还是中下游企业，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想要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一方面，需要需求端的有利支撑，特别是居民终端消费要给力，另一方面就要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下功夫。居民终端消费是否强劲有力，根本还是要看就业情况和增收情况。可以看到，无论是就业还是收入，都与企业是否经营得好具有直接关系。因此，归根到底就是要在减轻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下功夫，减税降费举措可谓“正中下怀”。无论是企业家的大声疾呼，还是学界的持续关注，降低我国企业的税收和各种费用负担就成为舆论、市场和千千万万经营者的关注焦点。

三、今年的减税降费将着力关键领域

2018年，企业减税降负总额大约1.3万亿。2019年想要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到2万亿规模，并且要企业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负担减轻，就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大力气：

下调企业增值税税率，并继续研究税档合并。在年初已经出台一系列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在制造业等领域实行增值税率普降，将现行16%的增值税最高档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上一次普降税率是在2018年5月1日，增值税税率最高档由17%降低至16%。在降税率的同时，对于税档合并的研究也将加快进度，比如之前反复提及的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等建议。不过实事求是来看，这样重大的税制改变必须谨慎稳妥推进，因为当税档合并时，可能对行业的瞄准性会降低，产生部分企业减负了、但部分企业负担加重的情况。在没有做好充分研究、评估时，不应仓促出台。

企业养老金缴费费率下调。这对于当前部分处于“水深火热”生存困境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普降甘霖”似的好消息。因为自从社保征收权从社保部门转给税务部门后，社保征缴能力无疑是极大加强的，以前没有足额按时为员工缴纳社保（特别是养老金）的企业再也没有逃避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考虑给企业降低一些缴费费率。这不是帮助企业逃避缴费责任，而是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给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毕竟如果企业被压垮了，也就更没有缴费机会了。

降电费降路费降网费。工商业电费将下调10%，取消或降低一批铁路和港口收费，下调中小企业宽带资费15%以及下调20%的移动网络流量资费，这几个措施也正是瞄准了企业负担的尖锐矛盾。企业在生产、经营、流通等环节长期困于电费贵、过路费贵等问题，这些制度性成本已经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在大力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时刻，互联网使用费用的降低将有利于许多创新型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减轻企业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经济领域内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时隐时现。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企业成本、大力缓解企业经营压力是从每个微观细胞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根本支撑。

减税降负能够改善企业盈利能力。当前，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已经较2018年初明显下滑，前期利润改善最为显著的上游企业也逐步感受到了增长压力，更不用说前期利润改善并没有那么明显的部分中游和下游企业。在终端需求并没有非常强劲之时，真正降低企业成本就成为改善盈利能力的关键举措。

减税降负能够提高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众所周知，我们已经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外部发展环境都可能面临更多挑战、出现更多摩擦。在外部环境变数较多、摩擦增多的情况下，给企业减轻负担就是给予他们对外谈判时更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就是给予他们与国外同行们竞争的底气，切实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真正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外部环境变数对我国经济影响降到最低。

从总体看，我国经济面临供需循环不畅通、存在关键堵点，从而影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微观细胞和关键小节点，打破企业生存困境是打通宏观堵点的重中之重，所以说减税降负正逢其时。毕竟，只有企业好，经济才能真的好。 （执笔：邹蕴涵）

有关部门就经济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6%，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6%到6.5%的增速目标。这是否意味着和去年相比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应该如何预判今年的经济走势呢？

发改委何立峰主任：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且明确提出了今年工作目标、思路和举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又全面总结了去年的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年要采取的十大举措。我的理解，对于形势的看法就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但是总体趋势还是稳中有进的。

在稳的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列得非常多了，我个人认为，突出的有几个特点，一是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全年主要经济指标都运行在合理区间，GDP总量达到90.03万亿元。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大体上相当于13.6万亿美元，增长率达到6.6%，增量约为1.4万亿美元，增长幅度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位居首位。在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全球经济波动比较剧烈的情况下，中国能交出这份成绩单，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非经过不知难。还有一个突出的稳的特点，就是就业稳。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第三个稳是1386万人稳定脱贫。1.4万亿美元的GDP增量、1361万人的新增就业、1386万人的脱贫，这三个数字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实现。另外还有汇率稳、外汇储备稳、物价稳等等。

进的方面同样表现很多。首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但是进展非常平稳顺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新的更大进展，特别表现在钢铁去产能、煤炭去产能又取得新的进步，提前两年完成了“十三五”去产能的目标任务，并且由此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对结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再一个进的方面，就是营商环境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进步和改善，特别是通过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通过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等等，使我们营商环境有了进一步改善，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以北京、上海为评价样板，由78位跃升至46位，一年提高了32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不断优化，今年可能将会有更大的进步。

当然，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又深度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全球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叠加我们自己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困难、问题的集中暴露，使我们在去年包括到目前，还有许多企业面临一些困难，突出表现在比如融资难融资贵、生产经营成本比较高等问题，这些都是变中有忧的反映。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都是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困难，要着力加以解决的政策。相信中国企业经过去年的锤炼，韧性更好、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更强，通过这些政策举措的落实，包括《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十大工作任务汇聚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今年还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使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去年的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诗一般的语言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狂风骤雨之后它依旧在那儿。我们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实现今年预定的目标。

今年抓紧推进的新一批重大外资项目新情况新进展？今年还将采取哪些吸引外资的措施？

发改委宁吉喆副主任：外资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在世界跨国投资复苏缓慢、国际贸易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利用外资再创历史新高，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350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增长了3%。同时，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增长了将近70%，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了。所以，我国继续成为跨国投资的热土。2019年，我们将坚持开放发展理念，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同时，还要加上正面鼓励，再加上准入后的国民待遇，为外资构建更好的营商环境。这是什么概念呢？负面清单加正面鼓励，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准入后国民待遇。

一是缩减负面清单。将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推出更加开放的措施，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目前，已经启动了再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工作，在去年已经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大开放的先行先试。

二是扩大正面鼓励。今年将发布新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充分发挥外资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对于鼓励类项目将继续享受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工业用地优惠政策，西部地区鼓励类项目继续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是准入前后都实行国民待遇。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全面清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的对外资单独设置的准入限制，确保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一致，这就是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同时，推进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资质许可、注册登记、上市融资等方面给予外资企业公平待遇，这就是对外资实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

四是促进外商投资便利化。我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简化备案等管理程序，开展重大外资项目服务和推进工作。目前，已推出沈阳华晨宝马、上海特斯拉、湛江巴斯夫、惠州中海壳牌、西安三星闪存芯片、嘉善沃克斯锂电池等两批重大外资项目，当然还会有第三批。主要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石化、电子信息等领域，给予用地、用海、用能、规划等支持，加快环评审批进度，以此发挥示范作用，引导各地优化服务，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五是要依法保护外资权益。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审议的《外商投资法》草案，确立了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制度，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这必将为外商投资权益提供更全面、更有力的法治保障。立法通过后，我们将狠抓遵照执行。

大家都非常关心在外需走弱、国内消费放缓的形势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强大的国内市场有哪些维度？另外，今年具体有哪些实招？

发改委何立峰主任：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用专门一个章节讲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可见这个问题非常之重要。从我个人理解，中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市场主体据不完全统计达1.1亿户，其中有企业3470多万户，这就说明中国有庞大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也有非常庞大的生活资料消费市场。

首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是一个增长非常快的市场。2015年到201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年均增幅达到28%，“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5.7%。

第二，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超过110万亿元，按照正常的设备更新改造升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再叠加不断快速发展的科技包括互联网等影响，设备更新改造升级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市场空间是巨大的。

第三，中国新型城镇化正在加快发展。现在全国有600多座城市，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他是小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不仅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也会释放巨大的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同时为补齐发展短板，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快城区老旧小区改造等等，都将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潜在市场。

第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能力、消费意识在不断增强。例如，养老是下一步要大力推动的服务性产业，托幼也是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需求量非常之大。现在私人汽车保有量超过两亿辆，还有几亿台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等，每年更新和普及都有巨大的市场。现在家用电器、汽车等新技术发展很快，新产品不断推出，更新的速度还会加快。

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国家发改委先后会同相关部门围绕八个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措施。发改委还在组织研究鼓励旧汽车旧家电回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行动方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相关政策措施出台之后，我们将抓紧组织实施。

因此，中国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必要也有可能。我们相信，只要认真落实好“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八字方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供更多高品质高质量的产品，不断提供高品质高质量的服务，国内市场会越来越强大，必将促进更好地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国家发改委对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有什么样的考虑？深圳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怎么样的先行示范作用？

发改委连维良副主任：改革是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部署有关部门承担的年度重点改革任务近20项，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认真抓好落实，具体将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八字方针来展开。

一是围绕“巩固”推进改革。重点是“两个深化、两个推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价格改革，推进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制度改革，以更加有效的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杠杆。

二是围绕“增强”推进改革。重点是“五个加大”，加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大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力度，加大产权保护改革力度，加大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改革力度，加大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我们将新推出第四批一百家以上新的混改试点，将继续推动甄别、纠正涉产权的冤错案件，将明确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的规范化机制，在全国大中城市和国家级新区将全面展开营商环境评价。

三是围绕“提升”推进改革。具体是“三个推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要素流动性；推进创新创业改革，提升产业链水平；推进服务业改革，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经营性行业的发用电计划将全面放开，增量配电改革试点将向县一级全面延伸，将推进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使上游的资源类企业实现公平接入、下游用户实现公平享有。研究提出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进一步加大服务业扩大市场准入的改革力度。

四是围绕“畅通”推进改革。将着力打通“三个循环”，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将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通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的循环；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通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的循环；提升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循环。

如何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概括说就是四句话：打开“进”的大门，提高“改”的质量，保障“在”的权益，畅通“退”的通道。首先是打开“进”的大门，在重点领域混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在完全竞争领域混改，允许社会资本控股。二是提高“改”的质量。就是围绕“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推进所有的混改企业能够真正构建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资本和各类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三是保障“在”的权益，就是平等保护各类股东产权和合法权益，真正做到各类股东按资说话、依股行权。四是畅通“退”的通道，就是遵循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既要让各种社会资本能够有序进入，同时也能够依法退出。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为我们国家改革创造了很多先进经验，同样在混改方面，也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尤其是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发展潜力很好的企业。我们也希望，深圳能够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为全国创造更多先行先试的经验。

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今年对基础设施投资没有作明确的表述。基础设施在今年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民间投资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发挥？地方政府层面上，他们如何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发改委何立峰主任：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去年我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5.9%，比较以前年份速度有所下降，这也是由于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和我们自己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各种深层次矛盾、困难、问题集中暴露叠加在一起，综合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一个反映。我们说这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外商投资占的比重相对比较小一些。其次比较小一点的是政府投资，不完全统计，各级政府，包括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内，各级政府投资总额在去年投资总额当中占比不到5%，主要是精准用于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民生短板这方面的投入。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形成了一大批巨额的优质资产，而其中一部分优质资产具有流动性，包括地方政府在内，通过用PPP等方式来盘活它，成为新的投资资金来源，并且形成新的资产，实现资金到资产、到资本再到资金、到资产这方面的良性循环。

同时，各级政府的投资，我们是严格防止形成新的债务，严格防止“半拉子”工程。所以我们重点还是精准地用于在建工程，新开工的工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也是属于精准投资。我们不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搞“大水漫灌”，所以突出的是精准投资，并且实现我们产业政策的精准调控，拉动和撬动社会资本，主要是民间资本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投资。去年民间投资增长幅度是8.7%，比整个投资增长幅度高了2.8个百分点。整个民间投资占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继续保持在百分之六十几，去年是62%，其中的35%左右是投资于技术设备的改造和制造业的新建。所以制造业的投资占比超过1/3，而且它的增长速度又超过了整个民间投资增长速度0.8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9.5%。所以，民间投资跟政府投资紧密地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了我们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等等方面的组合，今后还会继续保持下去。民间投资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要降低准入门槛，扩大准入空间。二是帮助民间投资解决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融资的问题，包括各种建设过程当中需要政府部门服务的问题等等，来促进它能够平稳健康的发展，共同推动我们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去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出现了放缓，社会上对于这种现象提到了消费疲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发改委宁吉喆副主任：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消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去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了76.2%，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跟前年相比，确实略有放缓，但仍然增长了9%，这个速度也不算低。而且现在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很多服务消费的零售额还不在其中。特别是要看到，我们的消费总量还是很大的，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刚才何主任说13.6万亿美元的总量当中，消费总量已超过8万亿美元。消费结构是升级的，反映消费结构升级的食品支出占整体消费支出的比重，前年就降到30%以下，去年是28.4%，达到了较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同时，服务消费支出占的比重已接近50%，这都反映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我国消费持续扩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消费转型升级并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转型升级，乃至整个经济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长期看好。

关于今年促进消费平稳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的要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就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今年要从四个方面来促进消费的平稳增长：

一是要落实促进消费的政策。今年1月份，国家发改委联合十个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在促进汽车消费、家电消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养老服务、体育赛事等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我们都要持续推动贯彻落实。

二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首先是稳增长保就业促增收，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再一个是简政减税降费促增收，使符合个人所得税法减税政策的约8000万纳税人应享尽享优惠。还有一个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增收，今年财政基本民生投入只增不减，还要推动实施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等重点群体增收激励计划，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三是扩大重点领域消费。要促进实物消费升级，推动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继续执行新能源汽车购置政策，加快开展“5G”商用部署，绿色家电消费要鼓励支持。促进服务消费扩大，发展壮大旅游产业，扩大文化电影娱乐消费的好势头，拓展体育健身健康消费新空间。刚才何主任也提到，要出台实施扶持养老照护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措施，这就是释放满足养老消费、育儿消费、家政服务消费的需要。促进城镇消费提质扩容，加快推进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农村消费普及提高，健全农村流通网络，支持电商快递和优质产品下乡。

四是改善市场消费环境。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强化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重要商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加大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旅游等领域服务和收费的标准，推动便捷支付方式推广升级，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让群众能够放心消费、便利消费。当然，除了在需求方的政策措施和鼓励引导外，在供给方也要采取有力的措施，顺应市场新变化，多渠道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举措，来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发改委下一步在养老育幼方面有怎样的政策考虑，解决“一老一小”的难题？

发改委连维良副主任：“一老一小”问题是最大的民生，我们每个家庭都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城市养老院“一床难求”、托幼托育能力不足等问题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到了许多非常具体的措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期，有关部门等18个部门共同推动出台了一个民生领域补短板的行动方案，就是刚才何立峰主任讲到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八大措施之一，将通过“增能力、提质量、优结构”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加快解决养老育幼这个领域总量不足、质量不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一是增加养老育幼服务能力。政府将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多措并举增加服务供给。今后三到五年，将大幅度增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通过城企联动等方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上。实现幼儿园学位能力全覆盖，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以上。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快支持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二是着力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老人和孩子们的幸福，全社会都非常关心。人们最关心、最担忧的是养老育幼的服务质量。所以，各相关部门将把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作为行业监管的重中之重，通过规范服务标准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培训来提高质量，通过完善支持政策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信用监管来提高质量。

三是不断优化养老育幼服务供给结构。政府在保好基本、兜住底线的基础上，要大力支持非基本养老育幼服务多元化发展，努力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在服务对象和内容上，要促进护理型养老床位达到50%以上，医养结合的深度和水平大幅提升，示范性幼儿园和托育机构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在能力布局上，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边远农村的倾斜支持，消除服务盲区。要更多地发挥社区作用，引导优质养老育幼服务机构进社区。大力发展各类像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行助餐等多元化社区服务，使社区群众能够就近享受更便捷、高质量的养老育幼服务。

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降低成本以及改善营商环境方面，还会推出什么样的新举措？

发改委何立峰主任：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在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种“56789”的说法，就是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还有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去年9月、10月，习近平总书记从北到南，在东北一直到广东，先后考察了一大批民营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并且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且要为民营企业解决客观存在的一系列困难、矛盾、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克强总理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十大工作任务和举措当中，大部分都涉及到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在发展改革委工作，都有深切的体会，最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实际上是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存在的问题、困难、矛盾。所以，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们是高度重视的。当前民营企业发展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下一步，为了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大部分列出来。我觉得，从发改委的角度，重点要促进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大力促进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前几年每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万亿，这是空前的。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减税降费规模要近2万亿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制造业等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将降到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到9%，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减税降费措施，通过实施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活力。

二是要进一步帮助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现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解决他们的流动性问题，相关金融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二个是解决他们的中长期投资资金短缺问题，报告当中已经讲到了，要帮助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企业解决中长期贷款问题。

三是要进一步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要简化审批，提供优质服务，提供更大的便利，来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包括知识产权、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的相关权益，促进民营企业能够安心创业、发展。要简化政府审批环节、审批事项，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使民营经济更好地发展。

央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解答金融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

稳健货币政策内涵没有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易纲表示。“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大体上与GDP名义增速保持一致。另外在结构上更加优化，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易纲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对此，易纲表示，当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12%左右的总准备金率跟发达国家差不多。“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的、必要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下调空间，但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同时还要考虑最优资源配置、防范风险等问题。”易纲说。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这一目标如何实现？

“去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几家抬’的思路，长短结合、综合施策，着力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潘功胜说，从实际效果来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改善，贷款的增长、贷款覆盖面有大幅度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

潘功胜表示，今年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在货币政策方面，加大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完善普惠服务体系，继续发挥“几家抬”合力，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要注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潘功胜称，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防止盲目支持、突击放贷，增强对未来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易纲说，过去一年，中国人民银行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汇率必须要有弹性，我们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形成机制。”易纲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汇率市场的日常干预，弹性汇率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调节能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他说，通过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中国企业和老百姓对人民币汇率弹性越来越适应，市场上风险对冲工具越来越多。我们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越来越开放，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投资，有方便的市场工具对投资头寸进行套期保值。“一个开放的中国，会使得人民币汇率向由市场决定的改革方向不断迈进。”

易纲说，在市场决定汇率的机制下，人民币会变成一种非常有吸引力、可自由使用的货币，中国的老百姓、企业和全世界的投资者会对人民币越来越有信心。

统计局：今年统一核算各地GDP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0日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介绍，从执法检查情况来看，各地各部门也反映，目前统计法实施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去年6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统计法执法检查报告，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这次执法检查所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整改。从这半年多的整改情况来看，通过这次执法检查，尹中卿认为在推动六个突出问题的解决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一是推动挤干统计数据水分。各个地方、各级政府对前些年积累的一些统计数据的水分来挤压，特别通过执法检查督促各级政府解决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从制度上来解决瞒报、漏报、虚报、误报、重报、迟报等问题，切实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让它真实、可靠。

二是推动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督促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对数据造假、弄虚作假责任人一票否决制，加大统计违法案件的通报、曝光、查处的力度，全面排查、专项整治以数谋私、数字腐败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数据出官”、“官出数据”的问题。

三是推进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组织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从今年开始在全国进行，由国家统计局对各个省区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进行统一核算，停止对各个地方生产总值总量和速度进行排名这种做法，探索编制全国资产负债表、全国和各个省区市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推动树立正确政绩观。

四是推动完善统计指标体系。督促发布调查失业率指标、“三新”经济增加值数据、经济新动能发展指数。研究建立绿色发展统计、网上零售统计、新金融统计、服务消费统计、产业园区统计、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等，积极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

五是推动改进工作方法。为了减轻基层、企业和居民住户的负担，清理国家、部门和地方的统计调查项目，解决统计报表既多又乱的问题，探索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加强抽样调查、丰富统计方法、减少层层填报、健全统计基础资料。规范数据提供与使用，共享数据库建设，完善统计数据的共享制度。

六是推动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统计法修改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有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民间统计调查条例等与统计法配套法规的制定和修改也正在研究推进。

王一鸣：市场主体有活力，中国经济就有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对外发布后，报告中对今年经济预期增长目标的区间设定、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要把握好的原则、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以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成为全国两会期间会场内外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确定为6%-6.5%，充分考虑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把握好“三对关系”（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做好2019年的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就业优先放到宏观政策层面，是为了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

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6.6%，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是6%-6.5%，如何理解这个区间？

王一鸣：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是6%-6.5%这个区间，与往年有明显不同。比如去年预期增长目标是6.5%左右，全年实现了6.6%。那么，今年为什么要定一个区间呢？我个人理解，这是充分考虑了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

201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对我国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国内经济转型的阵痛效应显现，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设定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区间，充分考虑了内外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

6%-6.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或潜在增长率大体吻合，与就业的预期目标相匹配，也有利于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6%-6.5%的增长区间，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相符的。2018年增长速度是6.6%，2019—2020年年均GDP增速6.15%，就能实现GDP翻一番的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做好2019年的政府工作，要注重把握好“三对关系”，怎么看待“三对关系”对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意义？

王一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三对关系”，也就是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握好这“三对关系”，对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当前，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经历了缓慢复苏过程，但是去年下半年又出现放缓的迹象，特别是美国经济见顶回调，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减弱。欧元区经济受结构性矛盾和英国脱欧的影响增长放缓，日本经济延续低迷态势。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思潮和单边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快重构，现行多边治理体系和规则面临挑战。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把握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有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关键是凝心聚力办好自己的事。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我国发展困难和机会相伴相生。克服了危即是机，战胜了困难就是机会。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保持锲而不舍的韧劲，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就可以变压力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第二，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化解长期积累的风险，必须遵循规律，科学施策，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出台政策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避免不同部门政策效应的叠加放大，避免处置风险的风险。过去一个时期，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成为各类金融风险的根源。去杠杆势在必行。但去杠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既要确保平稳有序去杠杆，避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又要确保经济平稳运行，避免滑出合理区间。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有没有活力和动力，关键在市场主体。只要市场主体有信心、有活力，中国经济就一定有希望，一定会保持比较强劲的势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关键在深化改革。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让改革举措真正落地。只有让改革举措落地，才能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市场主体有信心有活力，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就业优先放到宏观政策的层面，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

王一鸣：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调控政策，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当前，随着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规模缩减，就业总量上的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但结构性压力依然很大。中美经贸摩擦对就业的滞后影响逐步显现，外贸企业减员压力增大；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将增大中低技能劳动者下岗转岗压力；高校毕业生总量和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部分毕业生就业困难；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用工需求下降，也使这些地区增加就业岗位难度加大。

过去，一直都把就业归入社会政策的范畴，造成稳定就业的措施难以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有效衔接，就业目标的优先地位也容易在政策实施中被忽略。只有把就业纳入到宏观政策层面中去考量和执行，就业优先政策才能真正落实，宏观政策的底线才更加清晰，民生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颇受关注的重点，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一鸣：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前提。市场主体有活力，中国经济发展就有内生动力。当前比较迫切的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竞争中性的原则，对各类所有制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平等对待，这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

其次，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要进一步压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去年8月份，政府已经压减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今年还可进一步压减，清单以外的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最大程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再次，要公正进行市场监管。推进信用监管和“互联网+监管”，更多用信用管理的方式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促进公平监管，对守法者无事不扰，对违法者依法严惩。

最后，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府工作报告用较大篇幅强调今年减税降费的举措，包括将传统制造业的增值税率在去年降低1个百分点基础上再降3个百分点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下调到16%，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降10%，幅度都很大，预计全年减免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近2万亿元，现在关键是加快落实。　

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也将更多更大，要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预期发展目标，需要在全面贯彻“六稳”工作要求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宏观调控。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趋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时度势，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方针，积极推动经济政策转型，保持经济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也将更多更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解释了今年的宏观调控工作思路。

首先，对经济运行实行区间调控。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今年政府把国民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6%-6.5%.区间调控在前些年尝试的基础上再次回归，有助于增强政府调控政策的灵活性。在区间调控的框架下，只要经济增长没有滑出调控目标边界，政府就没有必要调整宏观政策的力度，只需要加强监测即可。这样，有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其次，要坚持就业优先。充分就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经济结构快速变动，难以准确把握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判断宏观调控是否得当、供需总量是否平衡，不仅要看经济增长速度，还要看其他辅助性指标。例如：当总需求明显超出总供给时，通常会引发通货膨胀；而当总需求明显不足时，则又会导致非自愿失业增加。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坚持就业优先的调控原则，对于保持经济运行稳定、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可容忍“下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只要就业稳、收入增，我们就更有底气”。而稳就业的政策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二是扩大经济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前者而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政策主要有：做好重点群体（如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的就业工作；加强对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帮扶；对招用农村贫困人口、城镇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的各类企业给予为期三年的定额税费减免；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供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大力发展现代职业培训，鼓励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高职院校，高职院校今年扩招100万人；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等。而后一条政策路径，就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再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从收入角度看，要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实行“大规模减税降费”。在今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确定了为期三年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5%和10%；对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使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惠。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增值税“三档变两档”改革作出部署：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在减税的同时，政府还采取措施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主要措施包括：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允许各地把单位缴费比例下调到16%.同时还明确：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各地不得采取措施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要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综合测算：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

和大规模减税降费并行的，是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措施。主要包括：压减中央财政一般性支出5%以上、“三公”经费在前期压减的基础上再压减3%左右；同时，紧扣国家发展战略，加大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建设力度，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再加上增加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利润上缴等措施，综合平衡上述减税、减支、增支措施，全年财政赤字2.76万亿元，财政赤字率约为2.8%，略高于去年。

第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逆周期调节客观需要货币政策积极、宽松，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风险多发高发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不可搞“强刺激”和“大水漫灌”。政府投资海量扩张的“强刺激”和货币供给毫无节制的“大水漫灌”是刺激经济的“强心针”，对于遏制经济快速衰退、增长失速的危难局面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巨额政府投资通常蕴含着投资效率低下的弊端，而大规模货币投放则会迅速推高宏观经济杠杆，其结果则是增加了中长期经济运行的风险。因此，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又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在政策操作上，就是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宗旨，着眼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断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具体措施包括：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采用多种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以及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等。

完善宏观调控、稳定经济运行的目的，是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因此，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新动能培育、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农村振兴、精准扶贫、污染防治、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和扩大全方位开放等问题。我们只有深刻把握政策体系的全貌，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才能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张俊伟）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一、抓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内涵

第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理解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依据。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经过深入研究，将这个重大的理论表述提炼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破题之处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第二，投入-产出是理解高质量发展内在涵义的最关键的逻辑。整个经济学有80%的篇幅在谈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就是我们理解高质量的根本逻辑。质量高，背后最本质的规律就是投入少、产出高。换句话说，就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要素的投入包括土地、劳动力、科技，产出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从投入到产出整个过程质量的高低则是衡量经济循环水平高低的关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并表现为企业利润、职工收入、国家税收的持续增加和劳动就业的不断扩大。由此，在具体的经济实践中，要坚持质量高、效率优先的原则，不再以GDP论英雄，不过于在意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供给体系的弹性，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

第三，高质量发展必须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从追求物质满足，到文化富足，再到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的追求，最终落脚到要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高质量发展的若干重要特征

高质量发展是摸得着、看得见、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发展状态。这里，供给、需求是第一个层次，经济活动的收入-分配是第二个层次，整个宏观经济的循环畅通是第三个层次，高质量的特征其实就是对这三个层次的描述。

先说第一个层次，供给和需求。从供给体系来看，就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生产方式、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创新力、品牌力、影响力、核心的竞争力比较强。从经济结构来看，就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等等的比例协调。从空间布局来看，就是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该集聚经济的地方要高密度、高效率的集聚经济和人口，该提供农产品的地方提供农产品，该保留的生态空间就要保留。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能源效率、环境效率都比较高。

再来看第二个层次，收入-分配。从收入分配来看就是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市场主体的分配比较合理。实现全体人民更加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既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充分调动绝大多数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的必要条件。

最后谈宏观经济的循环畅通。从宏观指标的方面来看，就是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等比较均衡，不是那种高速度、高失业、高物价以及进出口长期大规模失衡的发展。经济重大关系协调、循环顺畅的发展。许多国家受严重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源于重大经济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循环阻塞。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经济也存在周期性波动，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高质量发展必须保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循环顺畅。

高质量发展既然是一个阶段，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它是渐进的、积小变为大变、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虽然是长期任务，但应把阶段性目标分解为年度任务，从当前抓起，稳步推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时代的高昂精神状态奋力推进各项工作。

（执笔：魏琪嘉）

要情文摘

今年国企改革主业专业化整合力度将加大

3月12日，在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接受记者提问时，谈到了中央企业的专业化整合问题。

【问题】从中央企业现状来看，在主业方面总体上进展很大、进步很大，但是还存在着资源分散、主业不突出的问题，某一个专业上同质化竞争、无序竞争还比较多。所以专业化的整合目的是按照市场发展的需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使企业资源能够通过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目前，从规模上看，我国已有很多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行列，但如果从做优做大做强这三个方面来综合考量，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大差距，需要从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等多个方面加以提高，专业化整合能够促进企业向一流的行业迈进。

【对策】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强身健体，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国资委提出的六个强化中第一个就是强化实业主业，不断提高央企实业主业的发展质量。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不能是简单的整合，不能只做加减法，而是要按照市场发展需求，使得企业资源能够通过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竞争优势；使得企业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市场化程度更高；使得企业在整合过程中能把最好的优势发挥出来。2019年国有企业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铁路总公司将进一步积极降低规范铁路企业收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将深入挖潜，进一步积极降低规范铁路企业收费。

【问题】近年来按照中央要求，铁路总公司连续采取一系列清理规范降低收费的措施，2017年以来已累计降费202亿元。过去近三十年的努力，我国物流费用降本增效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仍然较高，这当中运输环节的占比过半。很大程度上在于货运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公路在整体货运量占比重可谓是一马当先，占比75%以上，铁路运输占比仅为8%。一方面是公路短距离的优势，但是更重要的是铁路线路本身运能的受限，长期以来铁路投资任务与新建里程主要集中在高铁客专的建设，普速新增的线路较少，叠加部分区域车皮资源紧俏，铁路货运总体运能的上限限制了铁路货运的占比。当前随着经济的下行，企业降成本的要求很高，尤其是物流行业降本增效的诉求则是刚性的，铁路运输的经济性已获得重视，整个货运领域结构改善、铁路占比从2016年已经开始提升。

【对策】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或降低一批铁路、港口收费。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表示，今年将深入挖潜，进一步积极降低规范铁路企业收费。通过进一步清理铁路货运杂费、降低专用线代运营代维护服务收费、降低自备车检修服务收费、主动下浮铁路货物运价等措施，预计年降费约70亿元。

按照安排，2019年将进一步清理铁路货运杂费。拟从4月1日起，取消翻卸车作业服务费等六项杂费项目，降低货车延期占用费等四项杂费收费标准。另一项措施是降低专用线代运营代维护服务收费，将于7月1日实施。对委托铁路企业进行专用线代运营代维护服务的收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规范收费标准，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企业实际成本。将同日实施的还有降低自备车检修服务收费。按不超过铁路运输企业对自有设施设备维修作业成本为原则，降低企业自备机车、货车检修成本。此外，针对国家交通运输业增值税率由10%降至9%的减税政策，铁路总公司将跟进下浮铁路货物运价，将减税税额等额传递给下游企业。

与此同时，铁路总公司将支持配合地方政府降低其它铁路相关收费，包括降低专用线企业服务收费、合理降低地方铁路运价水平等。通过综合施策，从总体上进一步降低铁路物流成本。

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银保监会于近日印发了《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

政策背景：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2日下午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关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为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持续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保监会于近日印发了《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

政策内容：《通知》围绕切实增加银行信贷在小微企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带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整体下降的指导思想，提出以下目标：信贷投放方面，强调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下同），全年要实现“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的“两增”目标。其中，要求五家大型银行发挥行业“头雁”作用，力争总体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0%以上。成本管理方面，要求银行保持“量”“价”平衡，巩固2018年减费让利工作成效，2019年继续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使用人民银行支小再贷款或政策性银行转贷资金，以及获得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担保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严格控制利率定价。风险管控方面，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

政策评价：为了切实提升金融服务对小微企业的质效，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政策的灵活性。比如为提升基层服务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将落实授信尽职免责与不良容忍制度有机结合，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未超过容忍度标准的分支机构，在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前提下，对相关业务责任人可免于追责。根据小微企业融资特点，进一步优化贷款支付方式和对资金流向的监测分析手段，不将发票作为认定贷款用途的唯一要件。而且正在研究修订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相关监管法规，适度降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资本占用。考虑到小微企业的特点，实施这些灵活的政策措施，必然会对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实施建议：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在提升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质效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实际情况，尤其是要学会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对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有个比较清晰的判断，只能是对优质的、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提供与大企业一样公平的优质金融服务，而不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给金融企业带来潜在风险，政策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规律。

国家税务总局扎实推进增值税改革措施的落实

国家税务总局3月12日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深化增值税改革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要求，深化增值税改革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各级税务机关要紧扣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加以推进。

政策背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19年深化增值税改革的具体安排和工作要求。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

政策内容：《通知》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一把手要负总责，以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为依托，紧紧围绕减税目标，统筹研究、注重集成、周密部署、迅速行动，倒排工期，明确责任分工，梳理任务清单，紧扣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加以推进。

《通知》明确，各级税务机关要主动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积极争取在调整预算时充分考虑增值税税率下调带来的减收因素，合理确定税费收入预算水平。要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沟通协作，及时了解行业动向，全面掌握减税成效。要主动向有关监督部门汇报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积极争取指导，认真改进工作。

《通知》提到，税务总局负责完成金税三期、增值税发票管理、出口退税管理等信息系统的优化完善、联调测试及维护升级。各地应及时做好电子税务局的改造升级，以及与金税三期系统的联调测试和上线工作，重点关注申报表栏次和填写规则变化对相关系统的影响，切实做到网上申报与申报比对的有序衔接，保障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通知》指出，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对税控服务单位的指导和监管，做好开票系统升级完善工作，做好纳税人配合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解决纳税人遇到的问题，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严禁借系统升级之机违规收费。对改革任务落实不力的，特别是对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要依法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税务总局表示，已将改革相关重点工作纳入督查督办和绩效考评，各级税务机关也要参照全面推开营改增和2018年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的好经验、好做法，对改革工作逐项梳理，逐项分解，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完善督查和考评内容，细化考评指标，严格绩效考评，确保一督到底、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对督查发现的问题要查深查透、即查即改，切实做到真督真查、真促真改。稽查部门要及时查处、精准打击改革推行后发现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切实防范税收风险，规范税收秩序，为深化增值税改革保驾护航。

政策评价：深化增值税改革是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头戏”，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但是好的政策重在落实，重在成效。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国家税务总局在两会还未结束就高效率出台实施通知，意义重大，也能使得政策尽早发挥效用。

政策建议：政策出台迅速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实施的效果，对于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可能没有考虑的情形能够有合适的反馈渠道，尤其是要充分听取地方税务部门在实施过程中的建议和诉求。同时，如通知所言，谨防借改革之名违规收费。

国办：制定行政法规应充分听取企业意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保障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度建设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通知》就充分听取意见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科学合理选择听取意见对象。充分听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律师协会的意见，特别是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意见。二是运用多种方式听取意见。做好沟通协调，提高企业贯彻落实的积极性。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要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三是完善意见研究采纳反馈机制。对相对集中的意见未予采纳的，要通过适当方式进行反馈和说明。四是加强制度出台前后的联动协调。要结合实际设置合理的缓冲期，增强制度的可预期性，为企业执行制度留有一定的准备时间。要加强新出台规章的备案审查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维护法制统一。要注重制度执行过程中的上下联动，避免执行中的简单化和“一刀切”，不能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要注重制度实施效果监测，将后评估结果作为有关制度立改废释的重要依据。五是注重收集企业对制度建设的诉求信息。主动及时了解企业所需、困难所在，增强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针对性、有效性、可操作性。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在制度建设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作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制度建设工作机制，完善与企业的常态化联系。要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动态清理机制，加大规章备案审查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力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对未按规定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严格责任追究。

内部报告

曾刚：民营银行发展的探索与展望

作为我国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民营银行试点工作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2013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探索设立民营银行”。同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2014年3月，原中国银监会正式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第一批5家银行，即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获准筹建，并在2015年相继开业。2015年6月，原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民营银行申请受理正式开闸，之后有12家民营银行获批成立（分别为重庆富民银行、湖南三湘银行、四川新网银行、安徽新安银行、福建华通银行、武汉众邦银行、江苏苏宁银行、威海蓝海银行、吉林亿联银行、辽宁振兴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和梅州客商银行，等）。

在总结试点的基础上，原中国银监会于2017年1月正式颁布了《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坚持审慎监管与创新发展并重，全程监管、创新监管和协同监管相统一，统一监管和差异化监管相结合，试点经验和常态化设立相衔接等监管原则，并对民营银行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监管要求。标志着民营银行试点改革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一、民营银行经营现状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17家民营银行总资产3381.4亿元，同比增长85.22%；2017年民营银行总计实现净利润19.67亿元，是上年同期的2.09倍。进入2018年后，民营银行各项指标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截止2018年三季度末，17家民营银行已实现净利润33亿，远超2017年全年水平。从盈利能力看，2018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整体净息差为4%，远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2.15%，这体现了民营银行在客户定位上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有显著差异；民营银行整体资产利润率为1.02%，仅略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低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这可能与其资金来源狭窄，资金成本偏高以及前期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大有关。

在风险方面，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17家民营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亿元，不良率0.48%，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1.87%），拨备覆盖率则高达797.92%，较2017年末上升了100个百分点，远高于银行业平均180.73%。信用风险上的良好表现，一方面与民营银行开业时间短，不良贷款存量包袱轻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营银行在业务模式和风险管控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成效显著；此外，2018年三季度末，民营银行整体流动性比率高度79.54%，远高于银行业平均的52.94%，流动性状况良好，资本充足率为18.83%，远高于行业平均。

二、民营银行的经营特点

总体上看，17家民营银行总体运行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和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表现均比较突出，试点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与其他类型的银行相比，17家民营银行经营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1、互联网创新比较突出

与其他银行同业相比，民营银行在互联网业务创新方面更加积极，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民营银行的主要股东具有深厚的互联网背景（如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亿联银行和新网银行，等），选择互联网业务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股东的资源和能力。以至于这些机构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无物理网点的纯互联网银行发展路径；而另一方面，对那些选择有物理网点的民营银行来说，受“一行一店”的监管限制，以及高昂的成本投入制约，也会更倾向于互联网银行的“轻资产”模式，形成“线上+线下”并重发展的格局。

从目前看，民营银行在存、贷款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创新。存款端，多家民营银行通过与信托等机构的合作，推出了智能存款产品。这类产品往往是3年或5年定期存款，但在到期日之前，客户可随时提前支取。此类产品提前支取利率最高可达4.5%，远超传统银行。其实质，是将客户提前支取时的定期存款收益权转让给信托等合作金融机构，从而获得较高的“提前支取利率”。

贷款端，部分民营银行利用股东的平台资源（如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积极拓展互联网贷款，“花呗”、“借呗”以及“微粒贷”等产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用户数量和贷款规模的爆发式增长。在此基础上，民营银行还积极探索与其他类型的“联合贷款”模式，将技术和场景能力向其他银行进行输出，在突破自身资本约束的同时，探索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民营银行在互联网业务方面的创新，带动了整个银行业在相关领域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互联网贷款已成为许多银行服务零售、小微客户的标准产品，这种贷款基于移动互联技术，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借助决策引擎进行客户贷款的授信审批。贷款办理渠道则可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终端自助完成。实现了线上申请、自动审批、线上签约、自动放款为一体的全自动贷款流程。在更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业务效率，并降低了客户的信贷成本，成为数字普惠金融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2、分化较为明显

相比于能够借助股东的流量资源且定位清晰的互联网银行，其他民营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则显得相对被动，发展模式也与试点改革初衷不相一致。

一是在零售、小微业务方面存在短板。目前已经开业的民营银行中，定位要么是“公存公贷”、“个存小贷”、“小存小贷”，要么定位为“特定区域”、“产业链金融”等等，实质都是以零售、小微业务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与依托股东平台的互联网平台不同，其他民营银行要发展零售业务，更多还需要依赖于传统的“网点+客户经理”模式。而监管部门目前对民营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是“一行一店”，即一家银行只能设立一个网点，这基本就限制住了其零售业务的发展空间。

二是资产负债结构不尽合理。资产结构中，一般性贷款以外的非信贷资产占比偏高。从目前看，部分民营银行的非信贷资产（主要是各种投资）规模远大于信贷资产，与其他类型银行相比，非信贷类资产占比明显偏高；负债结构中批发性融资占比（同业负债依存度）相对偏高，一般性存款特别是零售存款占比偏低，这给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了较大压力。

三是收入结构中非利息收入占比偏低。由于开业时间尚短，以及业务资质方面的原因，多数民营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偏低，收入多元化程度有待提高。

原银监会发布的《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民营银行的发展战略是“与商业银行互补发展、错位竞争”，主要定位于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金融服务”，但从实际情况看，多数民营银行在区域性定位以及监管约束下，在服务零售和小微方面与原有银行相比并无显著的优势（甚至有较大的劣势），想要形成独特的业务定位、建立起核心优势，仍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三、未来展望

民营银行从准入条件、股东性质、市场定位等多重方面与传统类银行不尽相同，力求实现差异化。从发展路径来看，民营银行需要继续发挥两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充分利用股东资源。目前有8家银行定位为纯互联网银行（8家银行中，有6家银行的主要股东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平台来开展中小企业小额贷款业务及消费金融业务。互联网模式下的经营模式足够差异化，可以突破地域限制，迅速实现业务规模的突破。互联网银行建设的关键，不仅需要技术和高质量的数据，更重要的，是快速切入金融服务的流量和场景。在这两个方面，互联网背景的股东都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互联网企业的比较优势不同，对民营银行支持的力度也会有很大差异。目前来看，技术能力和流量、场景都比较强大的阿里和腾讯，旗下的民营银行表现相对更为突出。

定位在非互联网银行的民营银行的主要股东虽无互联网背景，但发展模式也多主要股东所在的产业为重点，以细分行业及供应链的融资需求为切入，进行对公业务，和区域性的中小型银行的信贷业务类型模式类似。当然，与互联网银行相比，这类民营银行的发展速度相对要慢一些。

二是充分发挥体制机制的优势。作为新设立的民营企业主导的银行机构，民营银行在管理机制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体现在经营管理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上；另一方面就体现在更为市场化和更为合理的激励机制建设上，特别是中长期激励机制的建设。民营银行的激励制度和公司的成长挂钩，未来发展空间较大。民营银行的激励制度受互联网公司的影响，主要以股权激励为主，更能激发个人能力和价值创造。也正因为此，近年来，民营银行的“高薪+股权激励”方式吸引了不少其他银行的中高端人才。当然，更强的激励也伴随着更为苛刻的考核要求和更具竞争性的经营风格，与传统银行的文化存在较大差异，高层人员频繁流动，在民营银行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总体上看，民营银行未来的发展将继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部分银行将会继续沿着其比较优势，依托股东资源和能力，以金融科技为抓手，继续探索互联网银行的发展模式，成为局部市场的领先者。但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银行业务仍处于探索阶段，高速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本质上，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运用并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本质，在提升效率、降低风险的同时，也有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当下还算成功的模式，在长期内是否有效，仍有待时间检验。此外，还需高度关注监管动向，特别是针对发展较快的互联网贷款业务，近期监管部门已经在研究制定相关的监管规则，涉及到互联网贷款的额度、贷款期限、联合贷款的比例以及授信与风控等各个方面，预计会对互联网化较高的民营银行产生直接的影响，需要及时加以研究，并适时进行业务模式的优化调整，在合规的前提下，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曾刚)

中国经济需克服的长期挑战

只有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才能应对这九个长期挑战。

核心观点速读：

●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之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将达到3.5万国际元。这是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左右达到的水平。

●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需克服九大长期挑战：

一是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中国在未来17年的时间里，年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在2.6%或3%左右，这是相当难的，需要更大力度更彻底的改革，让市场化的力量真正去主导要素配置。

二是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对应的现代产业结构。2035年当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大概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保持比较高的TFP增长，中国一定要保持比较高的制造业比例，因为靠服务业和农业提升TFP难度非常大。

三是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产业结构或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需要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高水平发展和支撑，劳动力也需要相应转移。未来20%以上的农业就业人口需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重新配置，其背后对公共服务体系等带来巨大挑战。

四是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据估测，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达到23%，规模大概为3.7亿人；而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时的老龄人口占比是14.15%。我们将比日本多出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2035年面临非常严峻的人口老龄化的状况，这对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都带来显著挑战。

五是如何应对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据预测，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5%，甚至到80%，很多人会从农村迁向城市。他们用什么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将对户籍制度、公共财政支出等带来挑战。留在农村的人口同样存在如何享受更多投资带来的收益以及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支撑问题。

六是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中国研发的GDP占比已经达到欧洲的平均水平（2.1%）。研发的GDP占比如果要从现在的2.1%，达到2035年的2.5%甚至3%（基本上是美国的水平），这从总量上讲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七是如何提升投资效率，重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数据显示，我们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是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时水平的1/3，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是，如何提升投资效率，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挑战。这要求我们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八是如何提升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保守估测，2035年消费率需要达到72%。政府消费占比14%，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占比应达58%左右。而现在的水平约为38%-39%，那么未来17年需要增加20个百分点。

九是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数值大者更靠上游），略微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为0.29，明显处于上游。这意味着未来17年，我们需要先突破全球平均水平，如果2035年有可能达到0.29甚至以上，那么中国的研发、产业结构，甚至未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应对以上九大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以下是完整观点：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面临什么样的长期结构性的问题？光华管理学院在2017年推出了“光华思想力”平台，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商业实践的前沿问题，以课题的方式来破题。在这个平台上，光华有很多的研究者在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用他们的研究、思想、智慧形成对结构性挑战或者对战略机遇期机遇的认识。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倒推的方法。按目前经济增长动能的情况，我们对未来的发展目标做了保守估测：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之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将达到3.5万国际元。这是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左右达到的水平。

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基准，各国首次迈入人均35，000国际元门槛的时间分别为：美国，1988年；德国，1998年；法国，2001年；英国，2003年；日本，2004年；高收入国家大约在2000年前后。

这构成我们对中国未来长期的经济社会演进基本预测的一个基础，帮助我们理解到2035年如果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状况？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知会更清楚一些，很多需要克服的挑战也能够被辨识出来，这是我们讨论的一个前提。

3.5万国际元准不准？我们可以商榷。这是基于未来十几年4%至6%这样一个GDP增长速度估测出来的。我们在这里把问题明确出来，要实现3.5万国际元这样一个人均GDP，中国面临哪些重大的、需要克服的结构性问题？

这也是光华管理学院40多位教授集体参与的一项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将作为底层报告服务于国家“十四五”规划制定。在这里，我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几个长期性问题拿出来讨论。

第一，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中国如何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能再简单依靠要素投入，即靠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而是重视要素的使用效率。怎么样让有限要素聚合在一起产生更大的效率、更多的产出？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成长最需关注的指标。

过去40年我们做得很不错，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TFP年均增速比美国高2.7%（根据PennWorldTable9.0计算）。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美国水平大概43%的样子。我们发现主要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基本上是美国的70%到80%。

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做了保守估测，中国在2035年如果达到美国的65%，就意味着每一年比美国TFP多增长1.9个百分点。美国现在是0.7-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17年的时间里TFP需要在2.6%至3%之间，这是非常难的。

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动力去驱动中国未来的TFP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速，特别是后工业化时代？这里面技术扮演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对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没有体现出来。过去20年，美国处于各种各样的高新技术不断崛起的时代，但是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在1%左右，中国怎么做到2.6%或者是3%的年均增速，除技术外更多要靠体制改革，通过更大力度、更彻底的改革，让市场化的力量真正主导要素配置，使得要素效率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思考未来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事情。

第二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也做了分析和比较。2035年当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大概是3%的农业，32%的工业和65%的第三产业。需要指出，我们需要保持一个GDP占比较高的制造业。原因很简单，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需要制造业，不能让产业空心化。服务业提升TFP是很难的；另一个原因，作为主要国家，制造业是镇国重器，当我们的关键技术和一些关键领域还有赖于别的国家的时候，保持强大且不断升级的制造业有很大的意义。因此，如何从现在的产业结构过渡到十几年之后的预期中的、跟高收入国家相似的产业结构？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长期挑战。

第三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按经济学的规律来理解，农业的就业人口将越来越少；工业的就业人口在工业化过程中是逐渐上升的、但最终会降下来。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将不断上升。我们预测，到2035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就业占比分别为4%、26%、35%、35%。这里出现一个挑战，到2035年，农业的GDP占比可能只有3%，只有4%的就业人口。现在占到整个就业人口27%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不得不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重新配置，而第二产业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也将上升。我们将如何实现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第四，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达到23%，大概是3.4亿。日本在2004年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时，老龄人口占的比例是14%，我们比它多了整整9个百分点。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现在看非常严重，这意味着中国在2035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尤其是，这一比例到2050年可能提高到28.53%。另外，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将会达到36.9%。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消费端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很多要求；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同时意味着储蓄率的下降，这对中国未来实现较高水平的投资率会带来负面影响。未来我们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去应对这个挑战，需要大家思考。

第五是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这里面最大的变化是城镇化率的上升。我们做了一个谨慎的预测，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城镇化率将达到75%或以上。这意味着我们未来十几年里，可能将有2.6亿人由农村迁到城市（净增加）。他们将用什么方式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将对户籍制度、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等带来巨大挑战；同时，我国人口的结构变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2035年还将有3.7亿的人住在农村，其中2亿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对应的是3%或者是4%的第一产业的GDP，意味着要消除城乡收入差距，必须让农村人口享受更多的产业收益或者是投资带来的收益。现有的农村产业结构怎么支撑这样一种转型？我们解决城乡差距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长期挑战。

第六是如何应对高端人才缺口，提升研发效率。现在，中国每百万人里研发人员的数量，在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时的1/3。我们未来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用什么方式把他们培养出来？以此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使我们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另外，我们看研发投入。过去十几年中，我们研发投入规模大，增速快，2015年研发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2.1%，基本上是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也需要看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他们的研发水平也是比较高的，像法国在2001年就是2.14%。我们看日本，日本在2016年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要求研发支出总额占GDP比例达到4%以上。而且日本重视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研究，2001年，日本执行《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提出“日本要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已经有十八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这展现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带来的收获。

我们的研发在未来能不能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快速增长——从现在2.1%的研发强度增加到2035年的2.5%甚至3%以上？另外一方面，我们研发投入的结构是有问题的，用于基础研究的研发只占到研发总额的5.5%，比例非常低。美国的数字是17%，法国甚至达到25%。我们对基础研究缺乏投入，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在核心技术、核心领域不能形成产业供应链的闭环，难以摆脱对他国的依赖。另外，中国净知识产权是负的，即专利和知识产权出口低于进口。这意味着我们研发的质量不高，而质量不足反映是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研发（R&D）是由R和D组成的，我们对开发（development）这个D看得很重，但是中国未来长远发展需要底层技术，需要在基础科学层面有更大的投入，需要R（research），否则这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健康发展的瓶颈。我们未来怎样提高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同时提升研发的效率，摆脱产业供应链关键环节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形成产业供应链上的相对闭环？我们发现，中国研发的GDP占比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90%以上。提升研发的GDP占比，优化其结构非常重要。

第七，如何提升投资效率（重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国未来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数据显示，我们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合在一起大概也只是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时水平的1/3，这意味着未来十几年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投资在未来很长时间内还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但在投资领域，我们面临几大问题。其一，人口老龄化对投资率会带来很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跟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是明显的负相关。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这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水平的投资率带来挑战；其二，我们投资效率太低。讲一个简单的数字，过去二十年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是3%。这意味着什么？在投资回报不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增长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这将进一步提升杠杆率。中国宏观杠杆率高，特别是反映在企业层面上，很大程度跟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显然，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将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挑战。这要求我们重新塑造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让企业把价值创造放在对规模的追求前面。这对宏观政策带来很大的启示——今年的财政政策会更激进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会加码，怎么提升投资收益率，避免以前犯过的一些周期性的错误，这是一个需要去仔细思考的问题。

第八，如何提升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保守估测，2035年消费率将达到72%。政府消费占比14%，较为稳定，这就意味着居民消费占比应达58%左右。而现在的水平约为38%-39%，那么未来17年需要增加20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经济增长转型转向消费驱动，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高质量发展最核心一点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不让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发展不反映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那么这种现代化的意义不大。未来17年，居民消费要增加20个百分点，需要做很多工作：怎么保证收入水平提高，怎么保证收入分配差距能不断缩小，怎么把房价控制住，怎么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居民愿意消费？这一切对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但同时也是机会。

讲结构给大家报一个数字。去年的消费中，服务型消费占的比例已经到了44.2%，包括出行、医疗服务、文化、娱乐等。美国是68%。中国到2035年，达到韩国或者是日本的水平，就是58%-60%的样子，整个消费里面将有60%是用于服务型消费。

怎么让我们的服务业更好满足这样一个急剧上升的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服务领域开放竞争，让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加入进来，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服务业的品质，从供给侧来讲是很重要的环节。需求侧明显把这个力量呈现出来，供给端还有很大的缺口要去满足。

第九，如何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位置。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还需要分析你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我们老讲，中国制造还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赚钱赚一个吆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标为0.01（数值大者更靠近上游），略微低于40个主要开放经济体的平均位置（0.04），而美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标为0.29，明显处于上游。这个指标指的是本国的中间品出口比重减去外国中间品进口的比重。未来17年，我们需要先突破全球平均水平，如果2035年有可能达到0.29甚至以上，那么中国的研发、产业结构，甚至未来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如何应对挑战

我们应对这些长期挑战唯一的方法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更彻底的改革开放，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才能应对这九个长期挑战。这要求我们在未来以更彻底的体制改革和更有效率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科学的投入，再加上大力发展若干大工业，保持一定比例的制造业，以此实现较高水平的TFP增长；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进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资金市场、土地市场、技术要素等的改革，让市场在要素分配中扮演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需要实现国家战略和自由市场更有效的结合，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的人口政策、城镇化战略、大力保护企业家精神，大幅降低企业税负等等。

解决这九个结构性问题不会一蹴而就。乐观之处在于，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它以开放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第一性问题，并不断寻求以现实可行的方法去破解这些问题。

我今天讲到的这些挑战，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的第一性的问题。我相信，依靠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改革开放，凭借我们四十年发展形成的基础和重新出发的勇气，找到破解这些第一性问题的答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刘俏）

政策借鉴

天津治理出租车服务打出“组合拳”

今年以来，天津市持续深化重点场站及区域治理，进一步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质量和文明形象。为提升天津市重点场站窗口服务形象，市交通运输委会同市公安局以及各站区办，针对天津市重点场站出租车服务秩序存在的突出问题，打出“组合拳”。在此前“百日行动”“18攻坚”专项行动基础上，进一步重拳治理无证经营、拒载、议价、揽客、违停等违法违规行为。仅春运期间就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400余人次，检查车辆6280部，查纠违停车辆819部，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1629起，包括无证经营20起、出租汽车违规57起、违停摄录1551起、暴力抗法1起。天津市重点场站出租汽车服务水平有效改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了严厉惩治。

今年以来，天津市重点场站及区域出租车治理联合执法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编制了“天津站出租汽车管理责任地图”，对站区内及周边划定责任区，按照网格化管理原则，夯实部门管理责任。针对违规行为流动性强等特点，组建了联合执法队伍，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白+黑”进驻式巡逻执法，通过“回马枪”式突击夜查，重点打击了夜间违规运营行为，实现区域和时间上的全覆盖管理。对于站区内及周边存在的拉客、揽客和非法运营行为，通过持续跟踪配合站外锁定等方式，共同对非法运营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市公安交管局在天津站等重点场站周边30条道路施划了黄色禁停标线，派出全景信息采集车加强出租汽车无序停放的巡查治理，有效规范了“四站一场”及周边道路的静态交通秩序。此外，天津西站也增设了出租汽车换乘指示标识，制作了2万余份“温馨提示卡”免费发放给乘客，并设置了违规投诉二维码。天津站则在出租汽车载客区设置了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违规运营车辆和驾驶员的信息。

下一步，天津市将继续强化联合执法机制，有重点、有步骤地对重点地区及周边区域各种违法违规、影响城市形象的行为进行清理整治，同时通过行业管理科技水平的提高，通过物防技防设施的升级应用，通过信用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实现行业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实现重点地区客运秩序的全面规范，提升出租汽车的文明窗口形象。

辽宁承接省外产业梯度转移

辽宁省鼓励项目落户“飞地经济”园区，并积极承接省外产业转移。各市积极利用区域对口合作便利条件，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围绕延伸产业链引项目、抓招商。辽宁打破区域界限联合共建“飞地经济”园区，通过建立分享机制，落户“飞地经济”园区项目形成的税收等，原则上按5∶5比例由项目飞出地与飞入地分享，对于跨省“飞地经济”合作的重大项目，可由双方协商确定分享比例。此外，省政府相关部门在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还对“飞地经济”给予具体政策支持。

目前，辽宁省各地的“飞地经济”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呈现出“落地项目红火建设、签约项目加速办理、洽谈项目积极运作”的良好态势。随着“飞地经济”不断推进，各地在发展“飞地经济”方面的视野也越发开阔。沈阳市充分利用与北京市对口合作的机遇，聚焦北京产业外溢和转移，做好京沈合作招商引资产业园区项目承接。大连市依托对口帮扶朝阳市的优势，与朝阳市研究推动“飞地经济”合作事宜。锦州市采取产业园区直接对接方式引进项目，滨海新区管委会与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产业承接、共建园区、创新创业、人才交流等方面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共识。盘山县以盘锦市与无锡市对口合作共建为契机，引入新能源电池及石墨薄膜生产等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法库县将与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及国内优势产业区域主动对接，创新发展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项目布局，推进“飞地经济”开花结果。

下一步，沈阳市将加强与省内各市合作，完善产业链条，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产业集群转移和产业园区整体转移；与境外合作共建“飞地经济”园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辽宁省明确提出，支持省内各地与省外合作共建“飞地经济”园区，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和培育优质总部企业落户；支持省内各地与境外合作共建“飞地经济”园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今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不超过5亿元“飞地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对经考核认定“飞地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的市给予奖励。

• [编辑：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