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5期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转型发展再展新篇

——统计公报评读

发改委：有力有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四部门：为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减税

钟经文：大国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

明确总体目标 打好扶贫攻坚战

要情文摘

“四快一好”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鼓励探索自动驾驶技术

增值税率下调对实体经济减负影响显著

物流高质量发展应注重提高标准化程度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内部报告

海外学者论新中国70年发展经验

经济分析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转型发展再展新篇

——统计公报评读

一、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基础不断增强

面对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和国内结构调整阵痛带来的巨大困难挑战，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加大改革开放创新力度，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积极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强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经济运行实现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6%，分季度看，增速连续16个季度运行在6.4%—7.0%区间，经济运行稳定性和韧性明显增强。6.6%的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之首，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0万亿元，达到900309亿元，这是自2016年突破70万亿元，2017年突破80万亿元后，再次攀上新台阶。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比重继续提高，经济增量1.4万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2017年的经济总量。

就业物价形势稳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积极就业政策显效发力，促进了就业规模扩大。2018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创历史新高，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全年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实现了低于5.5%的预期目标。在就业扩大的同时，市场价格温和上涨，居民得到更多实惠。2018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1%，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烟酒价格比上年上涨1.9%，衣着价格上涨1.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6%，均低于居民消费价格总涨幅。

国际收支平衡改善。2018年，货物进出口顺差23303亿元，比上年收窄18.3%；服务进出口逆差17086亿元，比上年略有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大于对外投资。全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13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0727亿美元，持续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比上年升值2.0%。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强。2018年，全国粮食产量65789万吨，连续4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交通运输建设成效突出，通信业快速发展。全年新改建高速公路里程6063公里，新建高速铁路投产里程4100公里，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通过能力26428万吨/年，新增光缆线路长度578万公里；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比上年增长189.1%，电信业务总量增长137.9%。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继续优化

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奋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补短板强弱项力度加大，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态势持续。

“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新进展。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去产能目标任务。2018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比上年提高2.4和2.2个百分点。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比上年末减少6510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0.5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比上年下降0.2元。全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分别比上年增长43.0%和15.4%。

三大攻坚战初战告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效初显。2018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继续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保持较高水平。重点地区脱贫攻坚加快推进，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年末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386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1.4个百分点。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出台，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深入推进。全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重点流域水质继续改善。

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资本形成总额高43.8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年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比上年加快2.7和4.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服务业“稳定器”功能更为突出。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第二产业高23.6个百分点。工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2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提高1.02个百分点。

三、创新驱动加快实施，新动能成长蹄疾步稳

全国上下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积极打造“双创”升级版，推动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优化创新生态环境，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有力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投入力度继续加大。2018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创新扶持力度持续加大，重大科技成果大量涌现。截至2018年底，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累计设立21只子基金，资金总规模达到313亿元。全年境内外专利申请比上年增长16.9%，授予专利权增长33.3%。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并通过中继星将数据传回地球，标志着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巡视探测任务正式开启；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开始提供全球服务；我国地震立体观测体系首个天基平台中意电磁监测试验卫星成功发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新的科技成果承载了全国人民的希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新动能积聚壮大。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打造高水平“双创”，有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热情，催生发展的澎湃动力。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2018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4.6%，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3.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智能电视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66.2%和17.7%。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18.4%，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四、绿色发展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突出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和环保投入，推进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应用，持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动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节能减排取得新成绩。2018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不变价）能耗比上年下降3.1%，完成下降3%以上的目标任务；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结构改善。全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144万公顷。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0%，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2.1%，提高1.3个百分点。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2018年，完成造林面积707万公顷，森林抚育面积852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万平方公里。截至年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个，比上年增加11个。近岸海域417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74.6%，比上年提高6.8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18.7%，降低3.4个百分点。

五、“一带一路”建设开花结果，对外开放再上新水平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我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优化区域合作发展布局，大力推动贸易便利化，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构建。

货物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2018年，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05050亿元，首破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7%，出口额、进口额均创历史新纪录。贸易结构继续改善。全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57.8%，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额的58.8%，提高0.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推广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经验，搭建特色文化出口平台，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开拓取得新突破。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52402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服务出口17658亿元，增长14.6%；服务进口34744亿元，增长10.0%。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成效显著。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2018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83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20.9%。双向投资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额64亿美元，增长16.0%。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制定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金融、交通、汽车、船舶制造等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在全球跨境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18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新设立企业数量比上年增长69.8%，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按人民币计价）增长0.9%，尤其是制造业吸引外资势头良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按人民币计价）增长35.1%。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彰显了我国的大国担当，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六、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事业繁荣发展

各地区各部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切实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兜牢民生底线，积极扩大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比人均GDP增速快0.4个百分点，为2020年实现收入翻番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全年国内游客人次比上年增长10.8%，国内旅游收入增长12.3%，国内居民因私出境人次增长14.1%。

社会保障网进一步织密兜牢。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201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分别比上年末增加1555万、1137万、1351万和2382万人。社会帮扶力度加大。全年临时救助1075万人次，资助4972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3825万人次。困难群体住房保障持续推进。全年全国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26万套，基本建成511万套，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157万户。

2018年，我国经济较好地抵御了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谐稳定。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尽管当前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韧性好、潜力足、空间大的特征不会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作者：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盛来运）

发改委：有力有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罗文，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少春，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米健出席，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这既是优势也是挑战。”罗文表示，更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首先要坚持“一国两制”方针，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二是坚持依法办事，要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特别要注意尊重港澳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尊重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在处理涉及港澳的事务时，充分征询和吸纳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确保程序正当、权责统一和依法依规。三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汇聚全球优质资源，形成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推进广东与香港、澳门在商贸投资、科技教育、人员交流、青年发展、设施联通、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互利合作。四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妥善化解“两制”差异下可能产生的发展障碍；探索制度对接，搭建“政策桥”，促进粤港澳三地资源要素高效便捷流通，推进市场一体化发展。

林少春介绍了广东省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取得的进展。科技方面，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前期工作顺利推进，出台广东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办法等政策文件，粤港联合创新资助项目达151个。营商环境对接上，广东省对港澳服务业开放部门达到153个，涉及世贸组织服务贸易160个类别中的95.6%。

张建宗表示，“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大湾区的优势，特区政府将继续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参与大湾区建设，把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作用，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为香港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为香港居民提供更广阔的生活发展空间。

米健表示，《规划纲要》将澳门列为大湾区发展建设的四个“中心城市”之一，体现了国家对澳门的高度信任和期待。《规划纲要》公布与实施，给澳门自身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四部门：为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减税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具体操作问题的公告》。《公告》调整和完善了相关政策内容，还明确了个体经营和企业招用重点群体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

就业是13亿多人口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四部门印发《公告》，调整和完善了相关政策内容：

一是提高扣减标准。将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扣减税款的标准由每户每年8000元提高到每户每年12000元。将企业招用重点群体人员扣减标准由每人每年40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6000元。

二是取消行业限制。将享受优惠的招用重点群体就业企业的行业范围由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中的加工型企业和街道社区具有加工性质的小型企业实体，放宽到所有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为各市场主体吸纳就业提供统一的税收政策。

《公告》还明确了个体经营和企业招用重点群体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自行申报纳税并享受税收优惠。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城市低保家庭的登记失业人员，以及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可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下同)、个体工商户登记执照(未完成“两证整合”的还须持《税务登记证》)向创业地县以上(含县级，下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自行申报纳税并享受税收优惠。

享受招用重点群体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向县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递交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核实后，对持有《就业创业证》的重点群体，在其《就业创业证》上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核发《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申报纳税并享受税收优惠。

《公告》将优惠政策管理方式由备案改为备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事个体经营享受优惠的，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享受优惠，无备查材料留存；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零就业家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享受优惠的，留存《就业创业证》备查；招用重点群体就业的企业享受优惠的，留存《就业创业证》《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重点群体人员本年度实际工作时间表》备查。

钟经文：大国崛起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窗口期，面对全球范围的大竞争、改革发展的攻坚战，务必顺时谋势，用好战略机遇、维护战略机遇、塑造战略机遇。2019年的“两会时间”即将开启，我们要凝聚起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为新时代的改革发展献计献策，打好防范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下好应对各种变数的先手棋，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朝着已经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大国崛起中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

立于广阔的时空坐标之上，崛起的大国都曾面临能否把握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在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中，有的国家抓住了机遇，有的国家则错失了机遇，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刻总结。

17世纪中叶的荷兰，借助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历史机遇，凭借一系列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造就了一个商业帝国，达到“商业繁荣的顶点”；19世纪后半期，铁血首相俾斯麦运用高超谋略为德国争取了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宝贵的发展机遇，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石上，打造出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150年前的日本，把西方入侵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最终使自己成为东方第一个摆脱大国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19世纪末的美国，紧跟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以重大科技发明为基础，在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体系保障下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越了欧洲强国。

再看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挟工业文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千年古国，如何应对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参酌中西政要的晚清新政、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国在一系列磕磕绊绊中艰难启动新的历史进程，试图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却都未能如愿。直到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南湖红船上的“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演绎出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中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框架内实现转身，融入现代化的浩荡潮流。在这本厚重的发展教科书上，一条最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和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并以此为基点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

研究大国兴衰更替，是一个无法穷尽的话题。尽管没有标准答案，但毫无疑问的是，只有那些依据自己的国情和发展需要做出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那些与时代同行共进、顺应潮流和规则、打造出核心竞争力的国家，那些能为自己的人民带来福祉安宁、给世界带去和平安全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长久青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

决定战略机遇期的中国分量

估量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要综合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这是与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相联系的战略机遇期。所谓“长期性”，就蕴含其中。

今日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富庶、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密集活跃程度、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都是“百年未有”。

变局之中固然有逆流——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测的因素增多，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阴霾不散，地区动荡、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难民潮等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经济金融和发展鸿沟问题日益突出，世界范围内安全挑战更加复杂严峻。

变局之中更要看主流——全球通讯信息技术不断变革，国际产业分工、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不断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各国民心所向；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共同解决难题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总的来看，主流还是压过了逆流。国际环境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全球化没有出现根本逆转，和平力量的上升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这是判断战略机遇期长期存在的外部条件。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经过量的积累进入质的提升，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乘势而上，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是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动力，又有各种困难风险的时期，是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期，又是应对和化解霸权主义对我施加强大压力的时期。

在既有难得历史机遇，又有诸多风险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党对战略机遇期作出了长期性判断，其重要立足点在于中国的分量、中国的作为。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将是能不能赢得战略机遇、用好战略机遇进而塑造新战略机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79亿元增长到90万亿元，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2万亿美元。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

中国速度令人惊叹，中国分量越来越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全球治理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在应对危机中创造机遇

几十年来，我们的每一次战略突破，几乎都与化重大危机为发展机遇密切相关。例如，成功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从此成为东亚经济引擎；2001年打破困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全面进入世界市场体系；2008年以后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从此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可见，危机之中确实蕴含机遇，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就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这是一条成功的实践经验，同时表明，机遇其实也是历史交予的一个重大考验。

进取者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于既得的成就与荣光。我们的面前，还有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危”与“机”同生共存。

世界经济仍有诸多挑战，“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出现，科技竞争更加激烈，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但也正因如此，全球治理结构才面临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我国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机会大大增加。

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更加重视发展质量，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勇立潮头，在补短板、强基础和制度创新中释放巨大的潜力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明确总体目标 打好扶贫攻坚战

一、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扶贫开发稳步推进，扶贫标准逐步提高，贫困人口逐步减少。1982年，我国启动“三西”专项扶贫计划，拉开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1986年，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认定贫困县，确定扶贫标准，设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994年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和2011年，先后两次颁布实施十年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部署和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标志，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进行安排部署，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部署“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要求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把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变为国家意志，变为可操作的规划。

《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201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做好今后三年脱贫攻坚工作，要全面贯彻当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种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农历，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指导意见》提出未来三年进一步的任务目标，“到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围绕三年完成3000万人脱贫、680个县摘帽、一年一个新进展，三年全面完成任务，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二、总体目标的含义

脱贫攻坚“两个确保”要求在工作进度上既不层层加码，也不消极拖延。总体目标可以概括为《决定》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两确保”，和《指导意见》明确的“五个一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目标中的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要全部实现。

“两不愁”是要稳定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吃不饱、穿不暖是贫困的基本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将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作为政府扶贫工作的基础性目标，扶贫标准也从基本温饱标准转向稳定温饱标准。1986年，我国确定国家扶贫标准为1985年不变价每人每年206元。该标准所代表的基本生活需求中，食物支出比重占85%，可保证维持人体生存需要的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但食物质量很差，主食中粗粮比重较高，副食中肉蛋比重很低，只能免于饥饿。2008年，我国将扶贫标准提高至当年不变价每人每年1196元。其中食物支出仍然只保证每人每天2100大卡热量，但食物支出比重低到60%，可基本保证“有吃、有穿”。2011年，我国再次提高扶贫标准，达到2010年不变价每人每年2300元。现行标准是结合“三保障”措施制定的稳定温饱标准。在“三保障”的前提下，现行标准包括的食物支出比重为53.3%，可按农村住户农产品出售和购买综合平均价，每天消费1斤米面、1斤蔬菜和1两肉或1个鸡蛋，获得每天2100大卡热量和69克左右的蛋白质，以满足维持健康生存的需要，做到“吃饱，适当吃好”，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其中的非食物支出可满足于健康生存同等重要的衣、食、住、用、行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非食物需求，从而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稳定温饱要求。扶贫标准每年用农村贫困人口面对的物价指数更新，2014年是2800元/年，2015年是2855元/年。

“三保障”是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发展和抗风险能力，为稳定解决温饱创造条件。贫困问题不仅仅是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是发展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越容易返贫的问题。“三保障”，既是广义的脱贫目标，也是实现“两不愁”的重要措施。保障住房安全，既提高居住质量，也避免群众因改造危房、修建基本住房举债而影响基本生活消费。保障义务教育，既直接提高了以知识获得衡量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有利于群众有能力自主达到较好生活水平。保障基本医疗，既显著减少群众对于因病致贫的担忧、使大家更有安全感，也实实在在避免因病、因残返贫。

“一高于、一接近”就是要有效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其增长的速度不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将导致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与全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实现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保持高于全国贫困水平的增长速度，可以有效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同样，贫困地区包括水、电、路、气、网、医、教、文、卫、保等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水平也落后于其他地区，“十三五”时期国家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项目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就是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速度，缩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反映在数据上就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五个一批”是指《指导意见》提出的“到2020年，巩固脱贫成果，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通过移民搬迁脱贫一批。对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做好搬迁规划，搬迁到水、电、路、通讯、学校、幼儿园、医院等基础设施较好的地方，确保实现脱贫。

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积极争取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对移民迁出区留守家庭的劳动力优先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使他们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安心生态恢复工作，家庭其他人口发展林下经济，确保实现脱贫。

通过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全面落实国家助学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的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中高职业教育贫困学生每年进行资助，对当年考上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的贫困学生给予一次性资助，确保实现脱贫。

通过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因病致贫的，符合大病医疗救助条件的给予大病医疗救助，对获得医疗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给予临时生活困难补助，确保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只有实施好“五个一批”的脱贫措施，才能够确保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定“五个一批”的对象，体现的还是“精准”二字，要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对号入座，坚决反对按统一的比例，算数字，制定工作方案。

确保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就是要让扶贫对象都跨过小康门槛。现行标准是与“三保障”相结合的稳定温饱标准，符合农村居民对于摆脱贫困、迈向小康的基本期待。因为，对于普通群众而言，摆脱贫困后的生活，其基本内涵是指一种能安稳度日、不愁吃穿的比较宽裕的经济状态。这正与现行标准所代表的生活水平相一致。所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努力将贫困人口都纳入建档立卡，使建党里卡贫困人口都迈过现行标准、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稳定脱贫目标。

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就是不让一个地区掉队。要在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基础上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让全国所有地区都迈入小康社会。贫困县的确定是一个历史现象，在过去，成为贫困县意味着能够享受到各种优惠政策和国家专项扶贫资金，贫困帽子愿戴不愿摘，在《决定》出台之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脱贫实效为依据，以群众认可为标准，建立了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县退出机制，确保贫困县在2020年以前有序退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原则上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由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退出，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审，省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核查，确定退出名单后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无异议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区审定后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需要指出的是，贫困县退出只是阶段性成果，并不意味着一个县脱贫攻坚的结束，要按照中央确定的脱贫攻坚总体目标，继续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和完全余下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三、总体目标的执行

“两不愁、三保障”是一个整体性的脱贫目标，要做到“两不愁”，除了按现有标准脱贫之外，“三保障”也是必须的基本条件。

按现行标准脱贫是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条件。达到或超过现行标准，只是达到了脱贫目标的基本条件，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必要条件。在到村到户的层面上，要判断贫困户能不能吃饱、能不能穿暖，有没有满足其他基本需求，需要一个综合性尺度。判断会不会因灾、因病、因学返贫，也需要一个尺度，就是要看看上学费用、医疗费用会不会挤占家庭基本生活费。这个综合尺度就是现行标准。到村到户精准扶贫工作中，按现行标准脱贫至少要做到人均收入超过现行标准。

按现行标准脱贫不仅仅是收入超过扶贫标准。虽然人们经常用收入来衡量贫困，但贫困的实质是基本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问题。所以世界银行用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衡量贫困，我国在宏观上也用居民消费支出反映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有没有超过贫困标准。在到村到户识别贫困人口的过程中，也不能仅仅看农户的收入，要充分考虑到一些农户收入虽然较高，但因病、因灾、因学相关支出过大，挤占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出现“愁吃、愁穿”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未纳入建档立卡的，一定要及时纳入，已经纳入的，要继续扶持，直到其生活水平能实实在在超过扶贫标准。

现行标准的“两不愁、三保障”是农村居民跨入小康的门槛，而不是富裕标准。一方面是指按现行标准脱贫、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指一个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收支水平达到现行标准就算实现脱贫。另一方面，“三保障”也是比较基本的，在吃穿方面只是维持健康生存，而不是顿顿鱼肉、天天时尚；住房只是解决危房或质量很差的问题，不是建大房子，更不是建高标准的大房子；教育方面主要保障义务教育；医疗保障是基本医疗水平。

各地扶贫标准要考虑实际情况，为尽快实现按国家标准脱贫服务。国家标准是测算全国贫困状况、衡量贫困程度和变化的统一尺度，用于客观比较各地的贫困程度、准确衡量扶贫成效、对外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需要制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布、居民消费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地方扶贫工作标准，用于满足当地实施扶贫工作、界定具体扶贫对象和帮扶强度的具体要求。较发达地区率先提高标准有助于加快全国减贫步伐，推动全国减贫事业持续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扶贫标准要逐步提高到国家标准以上，但也要切合实际。要防止标准过高、资源不足，出现不能聚焦现行贫困人口的现象。

“五个一批”人口的确定，主要原则是以户确定，不能以人确定。“通过扶持发展脱贫一批”贫困人口的确定。从贫困人口的总量和致贫原因来看，人口最多的应该就是“通过扶持发展脱贫一批”的。这部分人口，是不需要进行移民搬迁，通过扶持，开发当地资源，形成致富产业，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实现脱贫。只要是靠近交通主干线路、靠近水源、当地土地面积广阔、有一定产业基础的，都应当确定为“通过扶持发展脱贫一批”，不宜再进行移民搬迁。

“通过移民搬迁脱贫一批”贫困人口的确定。这部分人口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就是山大沟深，修通道路、建设引水工程投资相当大，可耕种的土地面积非常小，没有一点发展希望的地区。这一类地区的人口应该全部实施移民搬迁，一户都不能留下来。确定为移民搬迁的村庄，不宜只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要应搬尽搬。如果只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而且还会引发很多社会矛盾，移民搬迁工作就会不能顺利推进，给乡村干部带来很多的难题。从移民搬迁的实践经验看，不实行整村搬迁，应搬尽搬，等于没有搬迁，只要有人存在，学校就不能撤，供电线路就需要维护，认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就不能遏制，社会管理就必须跟上。

“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贫困人口的确定。这部分人口应该是生态移民迁出区和靠近林区的贫困人口劳动力，将他们直接转为护林员，使他们有稳定的收入。

“通过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贫困人口的确定。就是按照在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中小学属义务教育，就不用考虑，主要应确定中职高职和大学生。

“通过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贫困人口的确定。这部分人口一是子女家庭贫困的“双老”贫困户；二是家庭中痴呆傻人口较多的贫困户；三是家庭主要劳动力重度残疾的贫困户；四是家庭成员中患重大慢性病的贫困户。

实现“整体脱贫”并不是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消失。从国家和整个区域看，因天灾人祸偶人返贫现象总是会发生的，发现并帮助这些偶然返贫的农户再脱贫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就会有贫困人口存在。过了这个时段，这个帮扶的贫困对象脱贫了，但还有可能又出现另一个返贫人口。这种零星返贫人口数量不多但会长期存在，不需要回避。按国际上的管理来说，只要这种贫困发生率始终低于3%，就可以认定实现了区域性的“整体脱贫目标”。需要强调的是，在到村到户层面，不能以为可以留下2%或3%的贫困人口不予帮扶，一定要及时对返贫人口进行帮扶，要坚决消除贫困特别是长时间陷入贫困无法脱贫的现象。

脱贫攻坚的总体目标，是“十三五”期间答应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是解决绝对贫困的目标。2020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国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阶段，届时国家将确定新的扶贫目标。 （执笔：范洋）

要情文摘

“四快一好”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尤其是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

【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制造业产业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中国制造业相对于国内其他产业发展较快，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中国制造”、“世界工厂”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代名词，但这种“大而不强”的制造业格局，其发展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

首先，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缺乏，合理的分工合作秩序尚未形成，企业生产专业化水平仍较低。目前在我国主要机械制造业产品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到5%。一方面，市场急需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技术装备和产品严重短缺，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如电子信息产业的关键元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每年进口量是国内需求的60%以上；另一方面，低水平、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产品严重积压，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其次，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品牌，一直是阻碍我国制造业提高发展水平，国际竞争力和比较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多数行业的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大部分产品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基本停留在仿制的低层次阶段；绝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薄弱，缺乏技术创新的机制和优秀人才，自主开发能力薄弱。我国大型制造业企业中，70%没有自主科研创新平台，显示国内制造业企业对创新投入的严重不足。

再次，劳动生产率低。虽然我国制造业目前发展迅速，但是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增加值与美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4%、日本的4.1%、德国的5.6%。也就是说，生产同一件产品，我国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发达国家的20-25倍。在人均制造增加值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悬殊，制造业技术水平较低。

最后，职业技术工人严重缺乏。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制造”下的“技工荒”问题已十分突出，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制造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上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高学历、高技术的人才外流，严重影响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二是职业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能力。我国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只有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由于一线工人技术水平低，使我国工业制造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2000亿元。

【对策】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把建设制造强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部署。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今年的七项重点任务之一，而且放在第一位，这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心和重视。为了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从以下几方面抓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总结起来叫“四快一好”。

第一个加快，就是加快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建设。这里面包括探索建立“揭榜挂帅”的机制，也包括弥补共性技术缺失，加快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步伐，也包括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也包括强化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能力建设，像基础零部件、原材料等方面的重视。

第二个加快，就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继续抓好钢铁、电解铝这些行业的化解过剩产能的作用，防止地条钢死灰复燃，防止盲目扩大新增产能。与此同时，加大对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支持力度，通过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更换新的设备，使他们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发展。

第三个加快，是加快融合发展。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发展，我们要推动制造业企业循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一步一步向智能制造迈进，另外我们还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第四个加快，就是纾忧解困这项工作。除了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之外，我们还要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欠款的清欠力度。春节以前有了第一阶段的效果，今年年底之前力争把所欠的款清收达到一半以上。另外还要解决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还要建立涉企收费的一张清单，用这些措施来解决企业所面临的眼前这些困难。

最后一个是“好”，就是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这里面包括加大“放管服”力度，简政放权，减少注册的时间、取证的繁文缛节。另外要加大产业政策的竞争中性原则，消除我们在所有制上面过去存在的歧视性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持，使大中小企业能够做到融通发展。最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欢迎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到中国发展，和我们一起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鼓励中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能够和当地融合在一起，取得合作双赢这个目的。

我国鼓励探索自动驾驶技术

近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自动驾驶，我们的原则是鼓励探索、包容失败、确保安全、反对垄断。

【问题】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以创新为引领、以安全为前提，在封闭场地充分测试验证的基础上逐步开放公共道路测试，是自动驾驶技术走向应用必不可少的环节。当前积极推进自动驾驶测试工作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国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缺乏完善的高级别自动驾驶测试理论和方法，尚未形成覆盖不同等级自动驾驶的完整测试体系。国内的交通状况较为复杂，选定第三方机构和测试路段之前，需要进行充分评估。对于第三方机构，要确保其有能力担任测试申请受理、跟踪、数据采集、日常监管等工作。对于测试道路，应综合考虑所能提供测试场景的丰富程度，以及自动驾驶测试对交通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测试管理部门还要为测试路段进行相应的改造，完善相应标志标线，建设测试设备以及其他必要设施。在国外，大多数国家并未对高速公路的自动驾驶测试提出“禁令”，政策的开放性也使得多数主打自动驾驶货运服务的中国企业前往国外进行测试。然而，依据《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国目前并不准许自动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测试，从技术验证的需求及商业化应用的场景来看，这并不利于未来产业的发展。

其次是我国人口密集、交通环境复杂，当前各地已开放的测试道路和测试场景有限，尚不能满足各类主体的测试需求。截至2018年12月25日，全国共有15个省市区出台了自动驾驶测试管理规范，其中有11个城市发出测试牌照，共为27家公司发放了共95张测试牌照。相比美国整体推进节奏还有待加快，美国仅加州已经为60余家企业发放了测试许可，取得测试牌照的车辆数量突破了500辆。目前国内自动驾驶测试场数量不多，建设投入较高，难以实现快速扩张，然而自动驾驶测试需求旺盛，中国自动驾驶厂商有173家，且大多数城市出台的测试规范均提出在指定的封闭测试场地进行测试的门槛要求。此外，当下测试场的测试效率较低，各企业基本上需要单独测试，即“包场”，在同一时间内，测试场中的大多数场景往往是“闲置”的。较低的效率会降低自动驾驶测试工作的节奏，从而减缓技术迭代速度，影响产业发展。当下测试需求逐渐旺盛，封闭测试场供不应求的趋势已然显现，比如上海示范区的封闭测试区经常有企业扎堆测试、深夜排队测试的情况。

最后是支持道路测试的法律法规标准还亟待完善。完善的测试评价体系是支撑自动驾驶技术开发的必备条件，目前国内外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行安全测试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标准和体系的制定都在进行中，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还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测试评价体系。在中国，国家及地方政策还主要集中于道路测试这一阶段，并偏向于测试管理，后期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规程（试行）》中提及的场景有限。政策在仿真测试、封闭测试，以及后期的示范运营方面的指导作用还有些薄弱。

【对策】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加强部际的协调，和相关部委建立跨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力争在国家层面出台自动驾驶发展的指导意见。

二是加强研发，加强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和测试验证，并且推动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三是要加快推进自动驾驶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和出台工作。

四是稳慎地开展应用示范的试点工作。我们已经在有些地区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比如在浙江、厦门，在雄安新区，我们都选取了某些区域作为自动驾驶的试点区域，开展示范工作。

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和相关国家开展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合作，共同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自动驾驶是一个新技术，它的研发方兴未艾，它的应用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共同推动，确保安全，共同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发展，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增值税率下调对实体经济减负影响显著

近日，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尤其是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

政策背景：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从生产到销售，中间的每一个环节，仅就增值部分征税，实现对最终消费环节全额征税，可有效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由于增值税可以避免重复征税的优越性，逐步被许多国家所采用。2012年1月1日起，我国率先在上海实行实行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试点。2013年8月1日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自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业也纳人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向社会公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营改增后，中国政府继续通过调整增值税税率进行减税。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四挡减至三挡，取消了13%这一档税率。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再次进行了调减。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2018年增值税的征收，还统一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惠。此外，还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目前，增值税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增值税收入为61529亿元，占同期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9.34%。

政策意义：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减税降费政策，必将大幅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企业投资信心必将更加坚定，发展动力必将更加充足。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对于实体经济减负针对性非常强，而且事实已经给予了充分证明。随着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广以来，我国增值税先后经历了“四档并三档”、“最高两档税率各下调1%”两次改革，2016年到2018年，通过营改增及调整增值税税率的变化，共减税20586亿。

政策内容：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性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政策影响：增值税是价外税，实际效果既要看行业的整体减税规模，也要看企业对上下游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如果企业不具有议价能力，则减税利好由上下游企业/消费者获得。因此，对于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增值税减税对企业的直接利好可能很有限。减税是重要的二次分配，但单纯减税不能解决一次分配不足的问题。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当和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无论是减税还是基建，目的都是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经济下行期减税必然带来财政缺口，中美间的贸易协议可能使国内经常账户从盈余转为赤字，叠加人民币不能大幅贬值的客观约束，限制了广义赤字率的上升空间。因此，在今年的内外状况下，减税空间更应当理性看待。

对策建议：在对特定行业和企业进行减税降费的基础上，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市场主体的痛点难点问题，出台一些普惠性、针对性强且有一定力度的政策措施，既是市场主体的热切期盼，也能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让纳税人有更多的获得感、体验感。所以对重点部门和制造业减税降费的同时，也需要结构性税收调整，比如加强税费征管、提高征收效率、做大税基，陆续减少各种地区性、行业性税收补贴等。有效的执行是税收政策落地的保障，也是解决市场主体痛点与难点问题的重要途径，比如要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税降费感受，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

物流高质量发展应注重提高标准化程度

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等24个部门发布《关于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意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在国家物流骨干网络的关键节点，启动第一批15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建设。

政策背景：物流行业是我国的重要产业，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然而，我国物流发展的市场环境却依然不容乐观，我国物流业标准化程度低，对于跨地区、跨行业系统化运作的物流业而言，标准化程度高低不仅关系到各种物流功能、要素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和协调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社会物流效率的提高，这对于发展我国先进制造业尤为重要。由于铁路货运市场化不足，开放度不够，仍不适应现代物流发展需求，特别是铁路承运主体较为单一，民营资本难以进入，导致铁路货运全程业务缺乏，组织多式联运的市场化主体缺失。我国物流外包水平仍有待提升，物流企业承接业务仍然主要是产前、产后的采购物流、销售物流，企业内部的生产物流没有进行有效剥离，物流资源分散在不同部门和环节，无法实现一体化运作，降低了整个供应链物流运作效率。

由于部门间缺乏统筹协调，铁路和水路基础设施衔接不畅，集疏运体系不健全，制约了铁水联运发展，物流基础设施结构性矛盾突出。例如，湖北省沿长江17个主要港口，与铁路接轨的港口仅6个；我国物流园区利用铁路专用线的比例为37%，缺乏转运换装设施；大量中长距离运输业务由公路承担，抬高了综合运输成本。同时，随着沿海制造业成本上升，相关产业逐步向内陆转移，迫切需要加大配套设施。我国仓储能力与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全国通用仓储设施面积8.6亿平方米，折合人均面积0.66平方米；高标准仓储设施较为短缺，总面积仅占全国仓储设施面积的2%左右，大量老旧仓储设施已不适应现代化仓储需要。

政策意义：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加快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物流高质量发展是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企业物流成本水平，增强实体经济活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物流业发展方式转变、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实现物流业自身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成本高企，加快解决物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举措。

政策内容：此次国家物流枢纽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实施，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来布局建设。意见提出要发挥政府投资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加大对公铁、铁水、空陆等不同运输方式的转运场站和“不落地”装卸设施等的投入力度，加强联运转运衔接设施短板建设。同时，完善城乡消费物流体系。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提升农村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2019年力争对具备条件的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并建立资源共享的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政策影响：此次出台的《意见》必将促进我国物流业“硬件”和“软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企业物流成本水平，增强实体经济活力，促进居民扩大消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入社会资本对物流行业进行提质增效补短板是多赢之举，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提升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迫切需要。

对策建议：建设高质量的物流业应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提高行业标准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构建高标准全球绿色供应链。未来企业间的竞争将上升到供应链间的竞争，如何做好供应链上下游的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物流环节的协同发展，节约供应链物流成本，提升供应链效率成为竞争焦点。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

《决定》明确，经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25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6项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层级，现予公布。另有5项依据有关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制定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等方式，确保放得开、接得住、管得好。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各有关部门要按规定向社会公布事中事后监管细则，并加强宣传解读和督促落实。

内部报告

海外学者论新中国70年发展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激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他们着迷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奇迹,更着力于探询和解答“中国为什么能”。尽管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立场、方法、结论错综复杂,但仍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可以从中提炼出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经验”。

一、以本国国情为基点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色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以来的成就,与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中国的发展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大力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特色”。

1.扎根中国实际国情谋发展。海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参考苏联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自身发展计划。为了避免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弊端,1957年中国就开始了权力下放。中央的部分指令供基层参考,基层结合地方实情进行执行。利用这种方法,中国的计划体系显得比苏联更为宽松,更能调动地方活力。

例如,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40年的改革与发展:1918-2018》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奇迹”,中国在不断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进行政策调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中国改革经验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发展的初始条件很重要。其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强调了基于本国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在制定政策和推行改革方面的重要性。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和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专家罗伯特·艾莎则撰文指出,从对中国和苏联经济改革经验的系统比较而言,两国改革的不同结果表明,对本国经济基础等其他方面上坚持的差异,使中国产生比苏联更快的增长。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国际行动理事会”上海会议上强调“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存在万能的个案。对美国,对拉丁美洲,对非洲,对中国,对欧盟,都是如此”。高度肯定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自身发展政策的做法。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道路依赖性,主张扎根中国实际对制度设计采取更灵活和渐进的方法。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始于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具有广泛优势,这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从集体农业逐步转向家庭农业,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限制,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开放战略”,集中于扩大中国东南沿海几个省和特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均体现了“中国特色”。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密不可分的。苏联的失败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坚持,中国的成功则是因为其拒绝推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改革没有遵循其他国家的改革路线,而是基于本国国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大卫·格拉尼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罗塞·梭林格都持类似观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视角下来探究中国经验,证明了制度改革的性质和完成程度不仅仅取决于改革策略,还取决于指导思想和制度本身。在改革的早期阶段,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可以阐明基于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并深深融入国家经济。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与目标的坚持。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国有企业蓬勃发展。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谢淑丽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就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逻辑和历史传统的超越。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了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陷阱。

3.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认为,新中国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渊源,比如国家和教育,都可以从儒家学说中找到出处。阿拉伯世界著名汉学家阿卜杜·哈姆迪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以保留中华民族的民族遗产及思想特质。

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裴宜理教授,在其论文《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重新确定党的宣传》中,对中国政府和高校合力推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表示了赞赏。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荣誉教授万安玲在《现代中国》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也经常性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中。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全球高等教育专家安迪瑞·奥斯曼,在《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上发文指出,鼓励奉献和为国家服务的儒家思想,可以被视为区分中国高校与全球其他高校的“中国特色”的来源。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弘扬促进培养爱国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文化自信。例如,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政治系前主任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动员中国人民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得克萨斯南方大学终身教授乔凤祥认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探索和选择、理想的树立和制度的确立等,都离不开对其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内在基础和强大动力。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重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与中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发展的“中国经验”表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相结合。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印度加尔各答总统大学经济学专家阿姆西·巴格奇在《政治经济周刊》上发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是政府将权力下放,以发挥经济活力。他认为1979年初的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是扩大企业的决策权;另一个是改革包含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农业部门、外资经济关系等。这两个特点帮助改革取得了更大成果。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指出,私有企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要标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匈牙利学者乔纳斯·科尔内也持相似态度,认为非国有部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一些全新而重要的东西。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等人认为,从城镇和乡村工业中可以清晰看出非国有部门的作用,这些私有企业是中国转型的重要成分,是极具活力的部分。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巴里·诺顿在其论文《今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更加金融化。企业被金融化,国有企业将越来越多地由拥有更清晰财务结构和利益的所有权机构控制,会更有效率。同时,国有企业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更多监督,这将被纳入公司治理结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以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发展。

印度学者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寻求将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从而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的创新很好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在现存的制度设计中不断完善。中国的乡镇企业是这一特色的显著代表,其将公有制、自由进入市场与企业盈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善于利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手段以促进当地增长,这适应了改革背景并且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增长。

2.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平稳运行。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研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认为,基本的经济改革不会在没有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发生。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改革的中心任务在于建立以市场为控制机制的计划商品经济,“促进改革”的战略需要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找到可释放的因素。中国改革的结果是释放社会主义体系中隐藏的潜力。同时,不断维持政治稳定,这促使了市场力量逐步发展,促进了财政稳定,为大规模外资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也为市场失灵提供了干预手段。

海外学者认为,经济改革的政治限制是苏联式制度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不断改革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成熟。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民主集中制”,这可以在广泛地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迅速做出统一决策,政府效率非常高。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在其撰写的《评估中国经济改革的复杂任务》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显著区别,在于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参与远远多余大多数高收入的市场经济体,但这并不是直接控制。这种政府的参与程度可以保证经济政策发挥更多的效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亚当·西格尔,通过对对非政府性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研究,强调了地方政府在培育小企业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则撰文指出,政府在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业。地方政府因为处于行政等级的下端,与企业距离更近,收集信息更为容易,可以进行更明确的财政激励和约束,对企业的监管能力更强,所以其优越性体现的更为明显。

3.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国内发展情况和国际发展大势相结合。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延续性,促使西方公司放心地在中国投入资金购买设备和开办合资企业。中国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面向市场,向私有财产、私有企业以及外国开放。其次是中国人的海外留学、旅行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中国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同其他文化进行接触。在改革早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派往或被允许出国留学,作为信息和变革推动者的渠道,使大量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与共享不同的发展经历。埃及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邵基·邵基·贾拉勒认为,改革开放意味着对世界开放,不断加强与各国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使开放成为中国国家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基础。

巴里·诺顿认为,中国在吸收了很多国外经验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本国内在的创新。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运用产业政策理论分析了近20年来中国电信设备行业的发展。他对中国政府在塑造该行业中的作用表示了高度肯定:首先积极吸收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然后推广中外合资企业,最终培育国内企业。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学者雷拉·丘克伦在《中国视角》发文指出,中国不断从国外的规则和惯例中汲取经验,同时也将这些规范和经验中国化,以便更好地整合以使中国加入和参与世界性事务。密歇根大学莉迪亚·麦克马伦·莱尔德等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积极推动国家发展计划,并成为制定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领导者。美国学者金凯莉,在其撰写的《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角色》一文中认为,中国不断寻求参与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的新路径,以自身能源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为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做出贡献。

三、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凝聚起“中国力量”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迅猛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力量的发挥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是关键,充分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凝聚起了“中国力量”。

1.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仅仅视为一个渐进的政策创新过程,这背后中国共产党作用的发挥不容忽视。中国共产党巧妙地利用调研进行“适应性动员”,在推动发展区域适应性的基础上进行政策创新,提高指导思想的针对性。他们指出,调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调研,可以收集信息和积累经验,从而使政治路线适应需求和合理化,灵活制定适应每个地区的政策,同时在统一的思想和国家方针的指导下促进中国的整体发展。

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延续性保证了中国70年的快速发展。例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延续丰富了之前的发展策略:发挥公有制的主导作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强调产业政策和科技实现等,旨在以这些策略实现新时代的第一阶段(2020—2035年),即社会主义现代化。

海外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进程中一直注重反腐败,国家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严苛。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断以强硬手段治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腐败,以免腐败腐蚀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执政能力,不断建立更为透明的行政系统,更严格的官员评估制度,逐步实施新法律,非政府组织作为信息收集来源和监测手段发挥更大作用。托马斯·海贝勒对中国共产党2013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和实践活动”展开分析,认为这项活动覆盖面从中央到地方,旨在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政策推行能力。通过这样的活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改进党员的工作方式,将党员打造为道德模范。

2.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者亚历山大·科罗廖夫,在《中国评论》上发文,对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高度认同,指出曾经是革命领导的主要方法之一的“群众路线”,在当今中国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制定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群众路线是传统形式政治参与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代表那些无法通过现有参与机制表达其需求并因此仍然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可以提高政府对更广泛公共利益的响应能力。群众路线作为利益表达和聚合的机制实施意义重大,可以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畅通了群众与政府之间信息流通的机制,可以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有利于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

中国70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发挥;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力量,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多权力和职能;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在省级和县级的选举中引入竞争性选举,显著提高了代表的质量。

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有目的地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利益,推行渐进式改革,加强法治和公民权利,促进人民群众形成新的社会共识以及建立新的有效社会管理模式。中国通过寻找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对于取得进一步进展至关重要。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在其著作《中国政治改革的逻辑和局限》中,通过对温州等地区的实地调研表达了对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肯定,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不断以平稳渐进的方式增强公众政治参与度,并取得了较好进展。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认为,中国的发展旨在改善经济表现,带来社会更高的物质福利和更好的生活机会。中国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开展涉及真正制度创新的大胆实验。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大众福利,满足了人民的“基本需求”。印度学者哈努曼泰·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度认同,指出“随着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总体经济增长率和农业的生产总值增强迅速,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中国经验表明,经济改革不必减缓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贫困人口的减少。”郜若素认为,中国经验是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首要政策目标,这是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美国西方学院学者亚历山大·戴,通过对中国农民角色转变的研究,认为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的发展强调一定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这一做法值得赞赏和肯定。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民的潜能,从而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增长和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世森,在《中国新农村土地改革:评估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土地利益,让他们更好地运用土地使用权,这有利于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学者阿尔伯特·帕克在《公共经济学》杂志上发文,认为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推动贫困地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减贫进程,同时也减缓了区域差距扩大化趋势;中国扶贫投资在整体上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利益,使贫困地区的平均收入和消费增长高于其他条件相同的非贫困地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彼特·桑德斯教授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整体贫困率的下降反映了中国发展的成功。中国政府利用最低贫困线的设置,妥善改善了老年贫困人口的生活安排,虽然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相对贫困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但是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远小于人均收入的差距。

美国《赫芬顿邮报》资深评论员约翰·富勒顿指出,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写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变成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这有利于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巴鲁克·伯克赛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已经推行很多法律以保护环境,增加公共健康效益。(孙健)

• [编辑：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