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2期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高杆杠率的影响及化解对策

李伟：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王一鸣：我国经济何以长期向好

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主导力量

经济增速保持稳定 结构优化继续显现

2019：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期

要情文摘

我国多措并举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将进一步优化

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趋于规范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力度加大

国务院多举措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消费品工业产融合作大有可为

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4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2月19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高杆杠率的影响及化解对策

李伟：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王一鸣：我国经济何以长期向好

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主导力量

经济增速保持稳定 结构优化继续显现

2019：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期

要情文摘

我国多措并举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将进一步优化

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趋于规范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力度加大

国务院多举措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消费品工业产融合作大有可为

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高杆杠率的影响及化解对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在逆周期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经济中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上升较快。从国际经验看，过高的杠杆率往往是“黑天鹅”、“灰犀牛”、“明斯基时刻”事件的表征或推手，对一国金融和经济稳定将产生副作用。在这其中，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过快是使得我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快速拉升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会对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一、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不利影响及变化趋势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杠杆率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如果各经济主体使用债务得当，杠杆率的适度提高有利于增强融资能力，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然而，如果杠杆使用过度，则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企业破产、泡沫集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等问题。当前，国有企业较高的杠杆率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负面影响

国有企业的高杆杠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危害国有企业自身及关联企业的健康发展；二是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进而传递到银行，引发金融风险；三是引发金融资源错配，延缓转型升级，影响经济平稳运行。

首先，高杠杆率将危害国企自身及关联企业的健康发展。过高的杠杆率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在企业经营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企业偿债成本不断增加。同时，企业为了偿还债务时会出售资产，这就引发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以及企业价值出现缩水，并由此引发“债务-通缩”现象的发生，期间会造成企业贷款需求下降，企业的投资能力也将不断弱化。对于关联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拖欠、逾期债务，将影响与之业务往来的关联企业的资金回款速度，干扰关联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逾期债务往往经由产业链条形成“三角债”问题，加长和加重了企业间的债务锁链。债务长期拖欠也损害了商业信用的严肃性，破坏了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

其次，高杆杠率将加剧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国有企业较高的杠杆率也会使债务违约风险不断增加。为了偿还债务，企业会面临出售资产的情况，当大量企业均面临此情况时会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当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时会导致银行面临的违约损失概率大幅增加，银行的风险敞口将显著上升。同时，银行系统还直接或间接参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过程，因此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将会由表外向表内不断扩大。随着风险在银行体系中不断积聚，银行资产质量将不断恶化，并易引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变。

再次，高杠杆率将影响宏观经济整体平稳发展。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往往集中在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通常缺乏主动“造血”功能，仅仅依靠银行“输血”维持。银行为了避免出现巨额不良贷款，同时国有企业又有政府信用作担保，因此债权银行会继续为这些“僵尸企业”提供贷款，从而导致产能过剩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行会出现惜贷现象，此时银行更愿把钱贷给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会收紧信贷，从而对其造成信贷挤出，由此出现金融资源错配的现象。这将延缓我国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拖累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二）未来我国国有企业杠杆率变化趋势

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增长较快，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和发展阶段有关。我国储蓄率较高，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不匹配，权益融资不发达，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债务较快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使用效率不高，必然推高杠杆率。同时，我国货币化进程较快，特别是市场经济推进、大规模城镇化、房地产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快速扩大等因素，阶段性推升了杠杆水平。此外，金融业加快发展，金融监管有待完善，出现了影子银行加杠杆等现象。国有企业和平台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职能，也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上述推升杠杆率的因素正在出现重要变化。一是我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再通过大规模刺激措施抬高杠杆率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客观上将带动国企杠杆率下行。二是我国商品和要素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较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城镇化进程趋缓，货币化过程也将减速，不支持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三是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去产能”取得重要进展，市场供求缺口逐步收缩，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增强，将带动杠杆率出现下降。四是积极推进市场化“债转股”不仅对降低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效果，而且可以减少国企债务对信贷资源的挤占，缓解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上升风险，为宏观审慎管理创造稳健的环境。五是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国企杠杆率，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末比2017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将总体呈现稳步下降的态势。

二、稳步继续推进国企去杠杆的政策建议

尽管当前我国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开始下降，杠杆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然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一些“僵尸企业”尚未完全退出市场，导致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未彻底破除。因此，仍然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一）挖掘企业自身降杠杆潜力

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闲置的生产设备、土地、房产、在建工程、债权、知识产权等资产，鼓励融资租赁企业采取租赁、回租等方式盘活闲置资产。规范清理盈利能力差、与主业关联度较低的土地、房产、设备、股权投资等低效无效资产，采用市场化方式依法剥离，集中精力做好主业，走“精、专、深”的道路，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二）强化国有企业债务杠杆约束

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区分不同行业、企业类型设置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强化对企业及相关负责人的考核，合理设计激励约束制度，树立审慎经营观念，防止激进经营过度负债。统筹运用经营业绩考核、人事任免奖惩、创新型试点政策倾斜等机制，调动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积极性。

（三）完善国有企业资本补充机制

进一步夯实国有资本，明确国有企业资本补充的条件、标准和资金渠道，支持对负债率较高但营收良好的国有企业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本、充实资本实力、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加强国有企业资本真实性管理，提高财务真实性。规范使用混合型权益融资工具，防止虚假降杠杆。

（四）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

强化因企施策、分类指导，支持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参股等多种形式，开展市场化兼并重组及投资合作。要完善依法破产的制度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淘汰落后产能和有偿债困难的低效企业，打破刚性兑付，坚决关闭“僵尸企业”。同时，充分运用好国有资本预算，针对“僵尸企业”淘汰的职工补偿费用提前进行相应的财政预算安排。

（五）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债转股对象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依据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协商确定。鼓励面向主业发展较为平稳但杠杆率偏高或受行业影响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且财务费用较高的企业实施债转股。支持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及具备实施债转股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加强与银行对接，积极参与债转股工作。鼓励符合条件的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发行债转股专项企业债券。

（六）积极发展股权融资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国有企业股权融资比重。通过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及探索发展股债结合、投贷联动、夹层融资等新型工具，丰富股权融资工具。充分发挥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提高运营水平，丰富基金投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行市场化运作，实现产业链整合及产业融合。 （执笔：陈彬）

李伟：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一、如何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央的总体判断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个判断是客观准确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稳”“变”“忧”三个字。

正确把握“稳”的总体态势。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5个季度稳定在6.5%-7%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从指标关系看，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一致，核心经济指标之间比较匹配。就业状况基本稳定，2018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左右，其中25-59岁主要就业群体调查失业率为4.4%，均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CPI同比增长2.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了一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深刻理解“变”的主要内涵。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构关键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达到4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50%，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在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理念、规则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和重构；全球经济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地缘政治、国际力量平衡、意识形态等都会而且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正处于百年少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环境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减税政策效应减弱，资本市场大幅调整，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倒挂，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弱化，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已显疲软，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似乎已经见顶回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产业转移之变，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链调整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特点。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众多领域已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技术范式，这对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长期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加速向东南亚等区域转移的态势，而且出现了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苗头。风险特征之变，体现在新旧风险共存叠加，风险应对的难度和复杂度有所加大。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仍在进行，旧的风险仍未排除，新的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部门、跨地域风险逐步凸显，在总需求趋弱的情况下，协调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难度加大。

充分重视“忧”的潜在影响。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交织，特别是在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应对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有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遇到过，积累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更多的问题前所未见，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重了市场和公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忧”。具体而言，主要是担心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担心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担心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担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二、理解当前形势要把握好三对重要关系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忧虑，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存不存在，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局面还能不能保持，如何稳定和增强广大群众和企业的信心？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今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意义。我们党一向重视哲学思辨，强调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正确认识当前形势，至少要辩证看待内外关系、供需关系、长短关系这样三对重要关系。

把握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洞察全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改革开放才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近几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正确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观大势、谋大事”，如果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就会发现，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处于上升周期，我国顺势而为、对外开放，抓住了西方产业升级、产能输出的机遇，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恶化、生产率增长放缓等问题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在孕育和兴起，全球新型治理体系正在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勇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真正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继续以开放促改革，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塑造，我们就一定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把握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当前，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的压力也很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要缓一缓了，对这种观点，我们要正确看待。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在供需矛盾中，矛盾的重点是供给侧。这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始终平稳保持6.5%以上的增长，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坚决实施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搞这些改革，不触动供给侧，不提高创新能力，不化解金融债务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不下决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是简单地刺激需求，“水多加面、面多加水”，那么今天的经济会是什么局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参与全球竞争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感觉到压力，正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也要看到，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不能割裂。凯恩斯主义单纯强调刺激需求，而不触动生产关系，容易导致大水漫灌；供给学派过度强调改善供给，而忽视培育需求，容易导致供求失衡，放大波动。我们在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搞好需求管理。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求潜力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在动态中不断达成新平衡的良性发展过程。

把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前，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外部需求紧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上对某些产业也有紧缩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实实在在实现可持续增长？还是为了保护短期的利益，给长期增长积累风险？我们应该树立长远和全局视角，把着眼长远作为根本，不能因为缓解短期矛盾而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只要有利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哪怕短期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不能为了短期过得舒服一些，增长数据漂亮一点，而让长期增长付出巨大代价。这方面，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严重教训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苗头，但就是因为没有下决心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信贷扩张、债务扩张等途径，缓解暂时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增长得到了持续，但积累的矛盾最终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要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速也不能过低，若持续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也不利，也会产生另一类风险。对我国来说，只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条件和空间解决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主要矛盾，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就是充分体现了长短结合的思路。三大攻坚战的完成，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轻装上阵开辟新的前景。对企业来说，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利用这个机会，苦练内功而不埋怨泄气，度过寒冬，积极迎接新的春天。

三、落实三大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这个判断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继续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供需矛盾特点决定的。一方面，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住”“行”等主导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相应需求增速放缓，居民对产品的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对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生产领域向中高端迈进，对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钢铁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同时，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出境采购诉求日趋增加，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过去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展开。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低端无效产能有所削减，房地产库存明显化解，宏观杠杆率逐步趋稳，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

新形势下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供需失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随着外部环境趋紧和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市场微观活力不足、供给体系质量偏低、体制机制约束等问题凸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市场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供给质量提升较慢。需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加强调公平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把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释放出来。其次，传统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有效形成，产业链安全面临挑战。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使得我国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迫切需要加快优化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形成发展新动能。再次，要素流通尚存障碍，国内外统一市场建设仍有巨大空间。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此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也需要巩固，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因此，中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必须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2019年，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努力实现整体优化效果的最大值。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整，稳定总需求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个人综合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和加计六项扣除，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采取普惠性减税，已经落地实施；1.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提前下达，全年还将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破解“宽货币、紧信用”的困局。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换，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守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王一鸣：我国经济何以长期向好

2018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我国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了201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强调要“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准确认识经济形势的“变”与“不变”，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准确认识经济形势的“变”与“不变”

2018年二季度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主要表现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多方面不利影响；国内结构调整和去杠杆的阵痛效应显现，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内需增长放缓，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困难增多。内外压力交互作用使市场预期走弱，企业避险情绪上升，资本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这些变化，使我国经济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各项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最终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提升，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去产能目标基本实现，工业产能利用率明显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在外部环境明显变化、挑战和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局面殊为不易。

认识我国经济形势，必须准确把握内外环境的“变”与“不变”，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不断增强信心。要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从世界看中国、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看当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结构调整和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阵痛，有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调整的结果。虽然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一些新挑战，但只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就可以变压力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我国有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并且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蕴藏着发展的回旋空间。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业增势强劲，生产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迅速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升，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不断改善。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锲而不舍的韧劲，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和改变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内外发展大势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既要看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既要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更要看到世界各国日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既要看到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更要看到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不会改变。

如果说过去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今后内外环境变化将赋予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新的条件和内涵，并将伴随更多挑战。要看到，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我国发展困难和机遇相伴相生。克服了危即是机，战胜了困难就是机遇。要抓住和用好机遇，就要准备迎接挑战、战胜困难。

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当适应新条件，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要用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用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科技攻关模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用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加快完善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技术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用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好外部环境。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我国经济仍将面临复杂局面。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见顶回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和利率水平上升有可能引发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震荡；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将增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居民消费稳中趋缓，投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出口增速受到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和去年高基数的影响有可能回调，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增多，部分领域风险压力增大。面对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必须加强政策协调和配合，落实好重点工作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应。一是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重点向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倾斜；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更大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与此同时，发挥好结构性政策的体制机制建设功能和社会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强化需求侧刺激，短期可能起作用，但难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在稳定总需求的情况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三是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为重点，加大不良债务处置力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打好脱贫攻坚战，要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确保如期实现目标任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聚焦重点战役，加大投入力度。环境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久久为功，避免政策“一刀切”和处置方式简单化。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要优化存量，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更要培育增量，以科技创新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当前，最迫切的是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二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进一步拓展国内消费需求空间，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促进有效投资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三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激发落后地区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活力。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五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等领域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六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七是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制度、守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主导力量

国际能源署（IEA）近日在北京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8》指出，全球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占比将日益攀升。与会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向低碳化、清洁化转型的主导力量，而能源技术创新将成为新兴经济体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报告指出，在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攀升的带动下，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比目前增长25%。能源消费向亚洲迁移的深刻变革在各类燃料、技术和能源投资方面都有所体现。目前来看，亚洲占据了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50%、风电和太阳能光伏消费增长的60%、石油消费增长的80%以及煤炭和核电消费增长的100%以上。

专家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能源需求逐渐饱和，未来一次能源和电力需求的增长将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新兴经济体能源路径选择更加多样化，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主导力量。

当前，能源需求高速增长给新兴经济体的能源转型带来了严峻挑战，原因在于新兴经济体在能源消费结构的变革中既要处理好需求存量，又要兼顾需求增量。在此背景下，能源技术创新被认为是新兴经济体破解能源转型困局的重要抓手。

各国应当重视新兴技术发展，加快电制氢、电制氨等能源技术的创新和规模化应用，有效解决能源的季节性波动。同时，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创新能源交易模式。新兴经济体应探索多样化的能源发展路径，可加快风电、光伏发电、核电以及储能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深入分析与研判技术应用的成本，走出一条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相符的能源转型之路。

专家认为，实现成本渐低且适用的能源技术创新的最大希望来自中国。中国消费市场广阔，能源产业已规模化发展，能源供应链完整，科研能力与日俱增，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优势明显。

经济增速保持稳定 结构优化继续显现

2018年，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迎难而上，稳中有进，收获了全面贯彻十九大战略部署的良好开局。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格局变数仍然较多，这将对我国经济继续形成挑战。我们预计2019年宏观经济仍将稳定运行，但经济效能将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加大。

一、2019年经济仍将稳定运行

根据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模型，2019年我国经济将呈现稳中趋缓的特征，但经济结构优化和稳增长政策效果有所显现，经济整体仍然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

一是以工业用电量、铁路运货量、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等指标构建的指数显示，2019年将延续2017年年中以来稳中趋缓的态势。二是由工业增加值、发电量、财政收入等指标构成的，反映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一致合成指数显示，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2006年至今的第4轮景气增长循环中，本轮周期的高点出现在2017年3月，此后步入调整阶段，目前该指标已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三是由M2增速、PMI、挖掘机销量等指标构成的先行合成指数（该指数往往领先一致合成指数半年左右）显示，从2015年5月起经过连续14个月上升后，在2016年7月转为缓慢回落，近期则有所企稳。按历史经济周期长度来看，先行合成指数可能已经运行到周期底部位置，这也意味着尽管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在后期则有可能企稳回升，从而在未来几年内处于一个中高速增长的台阶。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升

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稳中有升，地产投资韧性较强，但基建投资增速下滑较快。2019年投资领域将着眼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后劲，不断扩大有效投资，预计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行，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总体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从2018年的6%左右上行至6.5%左右。

1、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

2018年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主要受土地购置费用滞后缴纳的支撑。本轮房地产调控除在销售端抑制购房需求外，前期还通过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手段降低房地产库存，因而整体呈现房地产销售下滑同时伴随库存去化的现象。房地产销售下滑带动建安投资增速放缓，而库存减少致使房地产企业加大土地购置力度，两相作用致使房地产投资在2018年呈现韧性较强的局面。在2019年，随着货币化安置规模下降，未来商品房库存压力将有所增加，土地购置费可能难以维持2018年的高增速。但在建安投资方面，预计房地产调控或边际放松，进而带动建安投资从低位企稳回升。因此在2019年，房地产投资整体增速可能将呈现缓慢下行的格局。

2、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回升

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受到财政政策边际扩张力度、PPP项目清库和整改，以及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由于在资管新规下非标融资受限，叠加中央严格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建融资受到较大影响。同时，上年基数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2018年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和8月政治局会议相继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10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大对九大领域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此外，在新的会计准则下，地方政府对PPP未来支出责任的担忧缓解，PPP管理库中的项目后续有望加速落地。预计基建投资在2019年将继续回升，可能从2018年的3%左右反弹至8%以上。

3、制造业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

高质量发展指引下的产业政策或对制造业整体形成正反馈，预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会得到政策支持，从而对制造业投资增速形成一定支撑。根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有望保持高速增长。我们预计2019年制造业增速将达到8%左右。

4、民间投资保持较大力度

2018年，民间投资呈现大幅改善格局。民企投资增速上升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放松带来了许多新业务机会，民企在这些领域内积极投资布局；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大型民企进行产能更替，龙头民企存在投资扩张的需求。当前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利好仍在不断释放。一是在金融层面继续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在财政层面减税降费，降低民营企业经营负担。三是继续放宽行业准入、推荐项目和鼓励控股等。预计在2019年，或将出台新一轮民企支持政策，民资准入将迎来重大突破，民间投资增速有望保持在8.7%左右。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稳中趋缓

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有所放缓。这一方面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类消费占比将明显上升。另一方面，当前消费增长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一是近年来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债务负担挤占了消费现金流。二是部分领域的产品供给无法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

2018年以来，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消费的政策措施，包括制定《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通过个税改革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进一步下调众多商品进口关税等，加之积极财政政策有望支撑消费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中期内积极因素仍然较多，消费支出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对于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走势，个税改革和专项抵扣有利于改善居民可支配现金流，我们测算2019年家庭减税规模将达到3500亿元左右，拉动社零额提速0.5个百分点。同时，汽车销售在基数效应减弱的情况下，对社零额增长的拖累将有所减轻。由于2019年房地产调控明显放松的可能性较小，在油价低迷情况下石油制品零售额增速也将有所回调。综合判断，2019年社零额增速或可能稳中趋缓，预计全年增速有望达到9%左右。

四、进出口增速或将有所回落

2019年我国面临的外贸环境仍然复杂，出口增速或将有所回调。一方面，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趋于减弱，全球贸易增长或将放缓。另一方面，全球贸易规则重构面临阻力，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我们预计2019年出口增速（按美元计，下同）或在5%左右。

进口方面，2019年影响进口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同时存在。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扩大进口的政策仍将继续，通过开放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也较为明确，将对进口增速形成一定支撑。另一方面，内需增长改善空间有限，在外需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工贸易出口也会受到影响，均将导致进口增速趋于回落。此外，伴随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边际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动力不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进口增速下行。综合上述因素，我们预计2019年我国进口增速将在9.7%左右。

五、供给端结构升级效果显现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需求增长放缓，产出总量的扩张速度也将回落。但是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行业层面结构分化、“破旧立新”的特征将继续显现。特别是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在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0.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2%，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进入2019年，服务业增速或有所放缓，但仍有望保持在7%至7.5%区间内。

在工业领域，2019年产出增速或有所回落，但内部结构将继续优化。一是随着外需增长放缓，出口产业链上的电子、装备制造等行业将面临一定压力。二是汽车产销低速增长或成为常态，将对整体工业产出形成一定压制。三是产能过剩、高耗能行业扩张速度继续放缓。但是，工业内部行业结构升级的态势仍将延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8%左右。

六、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显现，在此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从二季度开始转向边际宽松，除了年内四次定向降准外，通过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投放，有针对性地为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明显下降。但由于传导渠道仍不顺畅，M2增速呈持续小幅下行的态势，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有所减缓。

展望2019年，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渠道有望打通。货币政策方面将继续保持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运用MLF、TMLF等工具，通过包括信贷、债权、股权融资在内的“三支箭”深化对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由于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调控政策起到托底经济的作用，但不会“大水漫灌”，货币和社融增速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小。预计2019年M2和社融存量的增速或将分别从2018年的8%和10%左右回升至8.5%和10.5%左右。

七、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兼顾短期经济增长和中期经济转型，从而需要在财政赤字、“稳增长”措施与减税政策之间取得平衡。具体来看2019年名义财政赤字率将较2018年的2.6%有所回升，但大概率仍将坚守3%红线。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在于收入端减税降费。一是个税起征点提升，低税率级距大幅扩大，包含子女教育等六个方面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细则将开始实行，初步测算个税改革政策或将减税约3500亿元。二是增值税税率或将由三档下降为两档，同时部分税率将进行小幅调降，初步估计或将减税约5000亿元。三是养老保险等社保费将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预计国家将适时推出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措施，对冲征缴方式改变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四是不排除小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或上调部分企业应缴纳所得额上限的可能性。总体来看，减税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功能，有助于部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 （作者：人保资产宏观与战略研究所课题组）

2019：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期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

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态势

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2018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

核心CPI的小幅回落、GDP平减指数的下降以及产出缺口由正转负，说明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因素兼具周期性波动和趋势性下滑的特性，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还没有触及底部，“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并不成立。

“美国退群”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不仅宣告了中国外部环境的质变，同时也说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裂变。这种变化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超预期回缓”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国开放战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须作出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阶段的核心标志不仅仅在于各类宏观数据改变了2016年以来的稳中向好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场社会情绪的剧烈波动。这些市场情绪的剧烈变化不仅集中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来面临的战略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疑虑。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微调难以起到稳信心的作用。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各类宏观参数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一是企业家在生存空间挤压下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设备工器具投资和扩建新建投资持续低迷，真实投资意愿始终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投资反弹的基础并不牢靠；二是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居民净储蓄余额开始出现下降，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三是在层层行政督导和持续管控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出现传统的换届效应，反而出现了新型的为官不为的现象。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微观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异意味着当前很多参数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期趋势性回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短期改变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

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汇市、股市、债市、房市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

宏观经济运行大逻辑

必须看到，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难以在短期中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摩擦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决定了2019年宏观经济参数恶化的幅度具有不确定性。

2019年将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这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以中美摩擦和解、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为契机，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

2018年各类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提前释放了各种悲观情绪，自三季度以来“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简单依靠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外部环境的恶化、市场情绪的波动、微观基础的变异、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风险的累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扭曲，都需要中国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

宏观经济预测与近期表现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9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如下：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投资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全年消费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这些预测数据进一步表明，201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的短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近期经济形势出现的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可能意味着负向产出缺口开始扩大，宏观政策需要再调整和再定位。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

第一，消费和出口等终端需求加快下滑。2018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仅为8.1%，较上年同期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只有5.8%，较上年同期回落3.0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同比增速仅为2.1%。消费是个慢变量，如此持续大幅的回落说明经济的消费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本轮房地产去库存中居民债务率大幅攀升导致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尤其是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应对策略调整，居民通过消费贷变相加杠杆将“长期贷款短期化”，反而加剧了短期风险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与此同时，外贸回落也开始显现。2018年11月季调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至5.7%，较10月下滑7.7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为2.7%，较10月回落13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显示“抢出口”效应充分显现后，外贸增速的真实回落。实际上，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较上年大幅回落超过1个百分点，中国不可能持续“独善其身”。

第二，制造业PMI跌入临界点以下，民间制造业反弹高点已现。2018年制造业增长平稳，带动民间投资增速回升至8.7%，增速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但随着出口增速的放缓、制造业去库存周期的开启以及民企债务风险加大，民间制造业生产和投资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8年12月制造业PMI大幅跌至临界点以下，显示制造业景气度明显减弱。目前在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除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略高于临界点以外，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企业产品订货量和用工量有所减少、原材料库存降幅有所扩大。从PMI的相关指标看，新出口订单、进口、采购量、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出厂价格均已陆续进入收缩区间。

第三，各类价格指数全面出现环比负增长，工业利润增长由正转负，面临通缩的压力加大。2018年11月份CPI、食品CPI、非食品CPI环比分别下跌0.3%、1.2%和0.1%，PPI、生产资料PPI环比下跌0.2%和0.3%。在30个细分工业行业中，环比价格出现下跌的行业数由2018年10月份的4个激增至11月份的12个，其中6个出现同比下跌。与此相一致的是，2018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由正转负，从10月的增长3.6%转为下降1.8%。

第四，财政收入跌幅扩大，财政平衡压力加大。自2018年10月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公共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同比分别负增长5.4%、14.8%和8.3%，不仅连续2个月负增长，而且下跌幅度扩大，跌幅较10月份分别提高2.3、7.7和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短期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第五，金融内生性紧缩压力加大。一是前端利率与后端利率走势分化。虽然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市场流动性有所改善，但向“宽信用”的传导机制并不畅通，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降，信用利差处于2015年以来的高位。尽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上年初的3.9%降至目前的3.3%左右，但是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则从5.8%持续上升到3季度的6.2%。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利差分化。上年民营企业信用利差上升近2个百分点，显著国企的变化。随着目前中美利差收窄至零附近，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只能加快提升货币向信用的传导效率。三是货币发行和创造的分化。受外汇占款余额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M0和M1增速较快回落至2.8%和1.5%，因此尽管货币乘数已达到6倍以上的历史最高位，M2增速却持续低位运行，已经连续7个季度低于名义GDP增速，成为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对2019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短期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经济工作已经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包括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一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进入裂变期，大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冲突期，这需要我们进行国际战略调整和重构。二是2018年中国经济的“稳中有变”与“持续下行”标志着“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已经破产，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中国改革的新窗口期决定了中国新常态全面步入了新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开启第二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

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全球结构裂变而不是简单的分化。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的全球政治经济平稳期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期冲突、摩擦、重构将是常态。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要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用新合作对抗新冷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2018-2019年，外部环境的恶化、内部问题的暴露以及改革主体的绩效恶化为大改革提供了绝佳的窗口期，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一，“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从目前产出缺口由正转负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力度需要加强，但0.02%的缺口意味着短期需求管理的力度不宜过大，而必须容忍2019年0.2-0.3个百分点的趋势性下滑。但如果经济增速回落到6%，就业缺口将达到300万左右，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及创造良好改革环境不利。因此，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取6.3%较为适宜。

第二，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消费增速下滑的内在原因，巩固中国3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基础是工作的重点。适度容忍投资增速的回落，提升投资收益率是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核心，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第三，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宏观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政策错配与合成谬误的泛滥。

第四，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第五，货币政策应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要发生变化。高度关注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M0和M1增速的持续回落、货币供应增速与名义GDP的匹配性、美联储政策调整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异变。建议2019年M2增速恢复到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0%—9.5%。

第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异，特别是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行为的变化和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建议对于正常房地产建安投资的资金供应可以适度放开，房地产贷款控制必须区分需求端和供给端，适度放开房地产开发投资贷款、持续控制房地产抵押贷款，这对于市场动态供求平衡十分重要。

第七，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要情文摘

我国多措并举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问题】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可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三个部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在2018年年底全部达标。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年底分别达到8.50%、9.50%、11.50%；其他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年底分别达到7.50%、8.50%、10.50%。从上市银行报表来看，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达标压力不大；但也应该看到，仍有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处在达标线的边缘。特别是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基本上多数股份行和城商行位于高于达标线1%附近。考虑到目前二级资本债发行限制较少，而且各类银行已有较多的发行，二级资本补充压力相对较小。（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来源相对有限而且难度不小。

【对策】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营、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商业银行，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具。二是引入基金、年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行增资扩股，支持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券市场交易。会议强调，资本金得到补充的商业银行要完善内部机制，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将进一步优化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等国务院文件精神，2019年1月22日，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

【问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对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力量。但由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类报表繁多、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频繁、在同一年度对同一项目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科研人员技术路线决策权较小、预算编制要求太高、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限空间狭小等诸多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增加科研人员负担。

【对策】针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二条具体举措。

一是整合精简各类报表。按照减量不减质、满足管理基本需求的原则，将现有项目层面填报的表格，整合精简为6张；课题层面填报的表格，整合精简为8张，实现“一表多用、一表多能”。

二是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从项目申报到综合绩效评价各环节，全面推行信息化方式，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报材料。

三是精简过程检查。按照任务书约定，在关键节点开展里程碑式管理；实施周期三年以下的项目，一般不开展过程检查。

四是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科研项目申报期间，以科研人员提出的技术路线为主进行论证；科研项目实施期间，科研人员可以在研究方向不变、不降低考核指标的前提下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由项目牵头单位报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备案。

五是简化预算编制要求。简化预算测算说明和编报表格，除设备费外，其他开支科目无需单独填列明细表格。

六是扩大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限。直接费用中设备费预算总额一般不予调增，确需调增的应报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审批；设备费预算总额调减、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拟购置设备的明细发生变化，以及其他科目的预算调剂权下放给承担单位。

七是规范结题财务审计。项目实施期满后，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清理账目与资产，严格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结题审计指引》及相关规范组织实施结题审计工作，并做好与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衔接。

八是实施一次性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不再单独组织技术验收、财务验收，合并有关验收程序，实施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

九是突出代表性成果和项目实施效果评价。实施分类评价，对提交评价的论文、专利等作出数量限制规定，不将“头衔”“帽子”“论文数量”“获得奖励”等作为评价指标。

十是加强科学伦理审查和监管。有关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须恪守科学道德，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十一是强化承担单位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责任。

十二是做好项目政策衔接。对于执行周期结束且已开展结题验收的项目，继续按照原政策执行；项目执行周期结束但尚未开展结题验收以及仍在执行中的项目，参照本通知执行。

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趋于规范

201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对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提供了政策指引。

政策背景：近年来，股权激励热度持续，采用期权激励方式的公司数量创历史新高。自201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热情明显增加。仅2018年就有337家上市公司发布股权激励计划，接近2015年的两倍。政策放松、回购热潮、弱市环境下的风险管理需求相互作用，共同拉升公司股权激励意愿。而从公司自身选择看，股票期权在赋权时没有现金支出，期限相对较长，在趋严的监管环境与市场环境下，其风险更低，现金流压力更小，对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也有所上升。随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逐渐升温，外籍员工如何参与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政策内容：根据《管理办法》，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实行登记管理，境内上市公司及其外籍员工可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行办理相关跨境收支、资金划转及汇兑业务，无需事前审批。参与股权激励所需资金可由外籍员工自主选择参与资金来源，可以来源于其在境内的合法收入，也可来源于从境外汇入的资金。选择境外汇入资金的，外籍员工应当将资金汇入至境内上市公司账户或外籍员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外籍员工使用其境内外币账户内的资金的，外籍员工应将资金结汇后划入境内账户。参与股权激励后，外籍员工需将出售股权激励项下股票或权益资金、参与股权激励项下分红派息所得资金汇出境外或购汇划转至其境内外币账户的，也可在银行办理汇出或购汇划转，所需材料包括业务登记凭证、外籍员工身份证明、证券公司出具的股权激励项下外籍员工境内交易证明文件或证券账户红利股息入账凭证等。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从境外汇入资金参与股权激励计划后，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未达成，或股票期权未行权的，境内上市公司或其外籍员工也可凭相关材料，将外籍员工汇入资金退回境外。

政策影响：2016年8月13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开始对外籍员工有限度地放开。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的，可以成为激励对象。此后的2018年8月15日，证监会宣布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将可以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范围，从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扩大到所有外籍员工。通知的发布是落实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政策的重要举措。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内上市公司公布股权激励方案，外籍员工如何参与，尤其是其资金如何管理成为相关人士关心的问题。对此，本次公布的《管理办法》指出，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实行登记管理，境内上市公司及其外籍员工可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行办理相关跨境收支、资金划转及汇兑业务，无需事前审批。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力度加大

为大力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引导数据中心走高效、清洁、集约、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数据中心持续健康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政策背景：推进绿色发展必须要有绿色数据支撑。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任务，是保障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深入实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的有力举措。为贯彻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2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十三五”信息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节〔2017〕77号），需要加快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政策目标：建立健全绿色数据中心标准评价体系和能源资源监管体系，打造一批绿色数据中心先进典型，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性的绿色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培育一批专业第三方绿色服务机构。到2022年，数据中心平均能耗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电能使用效率值达到1.4以下，高能耗老旧设备基本淘汰，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应用比例大幅提升，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得到有效回收利用。这些政策目标制定科学，导向明确，有利于督促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重点任务：《意见》对如何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提出了五大任务。一是提升新建数据中心绿色发展水平，包括强化绿色设计和深化绿色施工和采购两项任务。二是加强在用数据中心绿色运维和改造，包括完善绿色运行维护制度、有序推动节能与绿色化改造、加强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三项任务。三是加快绿色技术产品创新推广，包括加快绿色关键和共性技术产品研发创新和加快先进适用绿色技术产品推广应用两项任务。四是提升绿色支撑服务能力，包括完善标准体系和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两项任务。五是探索与创新市场推动机制。从具体内容来看，五大任务内部又进行了细分，任务聚焦重点，可操作性强，将有力支撑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后续措施：绿色数据中心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意见》对此也行了周全部署。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建立协调机制，强化在政策、标准、行业管理等方面的沟通协作，加强对地方相关工作的指导。二是将重点用能数据中心纳入工业和通信业节能监察范围，督促开展节能与绿色化改造工程。三是充分利用绿色制造、节能减排等现有资金渠道，发挥节能节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所得税优惠政策和绿色信贷、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支持各领域绿色数据中心创建工作。四是整合行业现有资源，建立集政策宣传、技术交流推广、人才培训、数据分析诊断等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公共服务平台。五是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和平台，加强在绿色数据中心技术产品、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举办专业培训、技术和政策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优势技术和服务走出去。

国务院多举措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近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将综合保税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解放思想，创新发展，赋予综合保税区改革开放新使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意见》明确，要完善政策，拓展功能，创新监管，培育综合保税区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综合竞争新优势。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

《意见》围绕“五大中心”发展目标提出21项任务举措：

一是统筹两个市场，打造加工制造中心。包括推广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允许新设综合保税区提前适用政策，允许综合保税区内加工制造企业承接境内区外委托加工，将在综合保税区内生产制造的手机、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品从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剔除，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等5项举措。

二是推动创新创业，打造研发设计中心。包括企业进口的消耗性材料根据实际研发耗用核销，支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研发创新机构在综合保税区发展，赋予符合有关标准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企业最高信用等级，支持医疗设备研发等4项举措。

三是推进贸易便利化，打造物流分拨中心。包括允许对符合条件的境内入区货物、物品实施便捷进出区管理模式，便利货物流转，允许在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内开展进口汽车保税存储、展示，促进文物回流等4项举措。

四是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检测维修中心。包括允许区内企业开展保税检测和全球维修业务，支持再制造业，创新监管模式等3项举措。

五是培育新动能新优势，打造销售服务中心。包括发展租赁业态，逐步实现综合保税区全面适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支持服务外包，支持期货保税交割，支持综合保税区率先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中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的改革试点经验等5项举措。

《意见》指出，海关总署要继续做好牵头工作，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推动符合条件的各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优化为综合保税区。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积极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监管，加强管理，优化服务，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消费品工业产融合作大有可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两个强国，加快产业升级迫切需要金融支持。优化制造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与金融需协同发展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企业利润持续下降，投资回报率出现趋势性下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资金流向制造业的渠道还不顺畅，金融还满足不了制造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大中小企业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企业间相互拖欠导致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紧张，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存在不充分不平衡。资源环境、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价格不断上涨，融资贵侵蚀企业经济效益等问题依然突出。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资金流向股市、债市、房地产等，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存在从制造业领域抽离的现象，长此以往，将不利于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史也表明，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出现了金融发展长期偏离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

面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着力消除制造业发展的融资制约，引导促进金融提升服务制造业发展的效率和水平，突破工业转型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瓶颈，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资金支持，实现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协同发展，使金融发展回归本质，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

营造行业发展的金融环境

作为我国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品工业发展面临着同样的产融合作问题。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支持消费品工业发展需要优化创新，实现精准性、普惠性、绿色性，增强企业金融资金的获得感。就实际情况来看，产业与金融有效合作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在：金融服务企业的意愿和动力不强，消费品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市场开放度高、来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大、利润率低，受贸易环境变化影响大；企业融资能力较弱，消费品行业多为中小微企业，无论是资产抵押、信用等级还是经营能力，都与金融机构的风控要求有一定距离；产业界与金融界的沟通存在“语言障碍”，各说各话、认识不够、沟通不畅、宣传不足，导致金融支持力度与整体产业发展规模不匹配，企业多依赖自身产业资金发展。

2016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财政金融部门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大力营造制造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把产融合作放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国家战略高度去认识和把握。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进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召开“中国纺织行业产融合作会议暨投融资培训会”，指导中纺联制定了纺织行业产融结合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了重点培育名单，协调证监会、银监会等相关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推动纺织行业与金融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

在刚刚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苗圩部长再次强调，要落实金融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大力开发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完善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发行上市政策，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切实缓解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苗圩部长的讲话，凸显了大力推进产融合作，助力营造消费品行业发展金融环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实招推进产融合作

技术创新促进信息互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产融信息服务平台，建立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银企交流渠道，让信息多跑路，让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的信息互通，是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信息共享的平台，有利于促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金融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形成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合力。

围绕产业链实现金融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深度融合。以提升消费品行业整体产业链竞争力为核心，多种形式推进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对接合作。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充分调动产业链核心企业的积极性，积极稳妥推动产业链金融发展，开展创新金融服务。

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要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推动重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改革发展，引导企业学会借力资本市场做强做大。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改制上市、兼并重组、发行公司债等运作，引导企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围绕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联合开展面向各种类型的培训交流，提高制造业企业股权融资意识和能力。结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积极抢抓科创板建设契机，做优做强消费品企业，培育科创板上市企业。

实现财税金融互动。扩大"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切实解决消费品企业原料进项税难以抵扣的问题。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治理规范涉企收费、企业减负等相关规定，着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通过财税政策支持，提升消费品工业企业资金运转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来源：中国工业报）

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借助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张家口举办的契机，我国原有的冰雪“冷资源”正在向旅游“热业态”转变，全国各地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冰雪旅游成为近年来冬春旅游市场异常火爆的出游主题，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代。业内人士强调，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产业投资者，都需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回归日常生活基本面，着眼于国民大众日常化的冰雪休闲、冰雪旅游需求，着力培育方便城乡居民广泛参与、低价格门槛的冰雪休闲项目，着力建设诚信经营、品质服务的冰雪旅游目的地。

我国已经进入2022年北京冬奥时间，冰雪运动在民间的推广和普及已陆续展开。1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了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该行动计划明确，借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契机，持续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促进冰雪旅游、冰雪场馆建设、冰雪培训、冰雪器材装备等相关产业发展。

“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持续实施，将使冰雪运动在各地得到大力推广，而我国的冰雪旅游将迎来新的拐点。冰雪休闲是大众旅游最具潜力的新领域，冰雪旅游投资正逢其时，万亿元市场商机在集聚。

各地普及群众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呈爆发式增长

“希望更多市民能够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宣传视频这样说。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8年9月5日公布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到2022年，我国要实现北京冬奥会109个项目全面参赛，通过“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普及群众冰雪运动，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借助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张家口举办的契机，我国原有的冰雪“冷资源”正在向旅游“热业态”转变，全国各地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冰雪旅游成为近年来冬春旅游市场异常火爆的出游主题，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代。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2018年冰雪季在中国冰雪旅游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季“，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推动冰雪旅游向冰雪经济综合产业发展“，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指示精神得到深入贯彻落实。据测算，2017-2018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合3300亿元，分别比2016-2017年冰雪季增长16%、22%。

马蜂窝旅游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成立的“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冰雪东北：中国省域自由行大数据系列报告之东北地区》显示，2018年东北三省的旅游业经历了一轮显著增长，其中，黑龙江旅游热度涨幅最高，达到152%，辽宁和吉林等旅游热度涨幅也分别达到139%和133%。

“在大众冰雪旅游的带动下，冰雪经济已形成以冰雪旅游为核心、冰雪运动为基础、冰雪文创为引领、冰雪制造为支撑、冰雪康养为特色、冰雪度假地产为补充的‘1+5’冰雪产业体系，冰雪旅游已成为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的双核心产业。”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北、辽宁、北京等地区通过冰雪旅游政策创新引领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高速成长。北京市以财政资金补贴形式推动冰雪产业发展，2018年安排资金3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60%，重点用于推动群众冰雪运动普及、提升竞技冰雪运动实力、支持冰雪场地建设等。新疆旅游业一改往年冬季停业、进入淡季的做法，通过推出百余项旅游活动、百余个优惠政策，推动冬季冰雪旅游繁荣发展。

通过对冬季旅游者的出游动机调查显示，冰天雪地的壮美景色、浓郁的本地民俗风情都是冰雪旅游的重要吸引点。旅游者对于冰雪运动、赏雪活动、主题节庆、娱雪等具有显著偏好，此外，旅游者对当地富有特色的美食、民俗、文艺、生活体验也有强烈需求，同时体验冰雪项目和民俗活动的游客比例达到64%，冰雪+温泉、冰雪+美食+民俗等成为深受老百姓追捧的冰雪套餐。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将文化与旅游融合作为冰雪旅游产品创新的渠道，注重本地IP冰雪产品形象塑造，开发出的赏雾凇、玩冰雪、泡温泉、观冬捕、品民俗等冰雪旅游产品深受旅游者喜爱。文化与旅游融合不仅为旅游者提供了美丽的风景，同时目的地的音乐会、实景演出、博物馆、图书馆、民俗馆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优质生活体验。

冰雪旅游投资正当时万亿市场商机在集聚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2018年11月发布关于做好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于冬季旅游产品供给的全过程中。该通知已发到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局（旅游局）。显然，天然冰雪资源极度稀缺的南方地区也应该考虑加强冰雪旅游等冬季旅游产品供给。

2018年12月11日，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开幕当天亮相的四季冰雪（即人们常说的仿真冰和旱雪）引起了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等诸多城市的兴趣，相关部门计划将四季冰雪植入到城市公园、体育中心等体系建设中。据悉，由于不受气候场地限制、设施建设周期短、环保低成本、集娱乐性与竞技性于一身、受众范围广等特点，四季冰雪项目成为了传统冰雪项目的完美替代品。

随着四季冰雪等新技术产品的广泛运用，寻常百姓参与冰雪休闲和冰雪旅游的门槛大幅降低，一定会使冰雪旅游成为寻常百姓时尚生活的新选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在大众旅游新时代，冰雪已不再是老百姓要躲避、抵御的冷资源，而是美好生活的时尚选择。拥有丰富冰雪旅游资源的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河北等省区正在成为冬季旅游新的增长极，冰雪景区已经成为北京、天津、青海、山西、贵州、山东、河南等众多省（区、市）冬季旅游的热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课题组测算，冰雪旅游者在目的地人均可停留2.8天，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国家体育总局在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和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年)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6000亿元。此外，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预计到2021-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冰雪旅游投资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具有巨大的投资前景。

“冰雪旅游投资正逢其时，万亿市场商机在集聚。”戴斌说，与瑞士、瑞典、奥地利等西方冰雪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处于冰雪旅游业的初级发展阶段。2017年，我国滑雪人次仅为1750万人次，市场渗透率不到1%。对标发达国家4%的市场渗透率和14亿的人口基数，提升空间无疑是巨大的。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测算，2021-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将带动冰雪特色小镇、冰雪文创、冰雪运动、冰雪制造、冰雪度假地产、冰雪会展等相关产业2.92万亿元产值。2018年以来，我国开始进入冰雪旅游投资的立项高峰期和建设启动期，投资规模高达5400亿元，这些项目将在2020-2022年冰雪季投入市场运营。

戴斌分析认为，未来，投资者需面向大众旅游者的现实需求，发挥科技、文创和资本的力量，开发冰雕、雪雕、冰雪那达慕、冰上龙舟、冰湖捕鱼、冰滑梯、冰雪美食等丰富多彩的冬季旅游产品。在项目投资上，不能只盯着场馆特别是滑雪场和运动馆建设，动不动就投入几十上百亿元，动不动就找唯一、做第一，老想着成为“爆点”。

在持续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我国冰雪旅游发展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根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这些瓶颈包括：冰雪旅游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冰雪旅游系列规划缺位现象突出；冰雪旅游淡旺季显著，产业政策创新性不足；冰雪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落后，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高，很多冰雪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存在“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的说法；冰雪旅游供给存在结构性问题，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产品较少，导致冰雪出行的游客扎推现象明显。

戴斌指出，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产业投资者，都需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回归日常生活基本面，着眼于国民大众日常化的冰雪休闲、冰雪旅游需求，着力培育方便城乡居民广泛参与、低价格门槛的冰雪休闲项目，着力建设诚信经营、品质服务的冰雪旅游目的地。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2期

发表时间：2019-02-19 15: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4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2月19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高杆杠率的影响及化解对策

李伟：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王一鸣：我国经济何以长期向好

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主导力量

经济增速保持稳定 结构优化继续显现

2019：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期

要情文摘

我国多措并举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将进一步优化

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趋于规范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力度加大

国务院多举措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消费品工业产融合作大有可为

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4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2月19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高杆杠率的影响及化解对策

李伟：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王一鸣：我国经济何以长期向好

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主导力量

经济增速保持稳定 结构优化继续显现

2019：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期

要情文摘

我国多措并举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将进一步优化

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趋于规范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力度加大

国务院多举措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消费品工业产融合作大有可为

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高杆杠率的影响及化解对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在逆周期宏观调控的背景下，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经济中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上升较快。从国际经验看，过高的杠杆率往往是“黑天鹅”、“灰犀牛”、“明斯基时刻”事件的表征或推手，对一国金融和经济稳定将产生副作用。在这其中，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过快是使得我国整体杠杆率水平快速拉升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会对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一、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不利影响及变化趋势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杠杆率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如果各经济主体使用债务得当，杠杆率的适度提高有利于增强融资能力，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然而，如果杠杆使用过度，则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企业破产、泡沫集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等问题。当前，国有企业较高的杠杆率已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负面影响

国有企业的高杆杠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危害国有企业自身及关联企业的健康发展；二是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进而传递到银行，引发金融风险；三是引发金融资源错配，延缓转型升级，影响经济平稳运行。

首先，高杠杆率将危害国企自身及关联企业的健康发展。过高的杠杆率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财务负担，在企业经营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企业偿债成本不断增加。同时，企业为了偿还债务时会出售资产，这就引发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以及企业价值出现缩水，并由此引发“债务-通缩”现象的发生，期间会造成企业贷款需求下降，企业的投资能力也将不断弱化。对于关联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拖欠、逾期债务，将影响与之业务往来的关联企业的资金回款速度，干扰关联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逾期债务往往经由产业链条形成“三角债”问题，加长和加重了企业间的债务锁链。债务长期拖欠也损害了商业信用的严肃性，破坏了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

其次，高杆杠率将加剧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国有企业较高的杠杆率也会使债务违约风险不断增加。为了偿还债务，企业会面临出售资产的情况，当大量企业均面临此情况时会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当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时会导致银行面临的违约损失概率大幅增加，银行的风险敞口将显著上升。同时，银行系统还直接或间接参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过程，因此银行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将会由表外向表内不断扩大。随着风险在银行体系中不断积聚，银行资产质量将不断恶化，并易引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付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变。

再次，高杠杆率将影响宏观经济整体平稳发展。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往往集中在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通常缺乏主动“造血”功能，仅仅依靠银行“输血”维持。银行为了避免出现巨额不良贷款，同时国有企业又有政府信用作担保，因此债权银行会继续为这些“僵尸企业”提供贷款，从而导致产能过剩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行会出现惜贷现象，此时银行更愿把钱贷给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会收紧信贷，从而对其造成信贷挤出，由此出现金融资源错配的现象。这将延缓我国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拖累我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二）未来我国国有企业杠杆率变化趋势

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增长较快，与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和发展阶段有关。我国储蓄率较高，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不匹配，权益融资不发达，导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债务较快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使用效率不高，必然推高杠杆率。同时，我国货币化进程较快，特别是市场经济推进、大规模城镇化、房地产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快速扩大等因素，阶段性推升了杠杆水平。此外，金融业加快发展，金融监管有待完善，出现了影子银行加杠杆等现象。国有企业和平台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职能，也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上述推升杠杆率的因素正在出现重要变化。一是我国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再通过大规模刺激措施抬高杠杆率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客观上将带动国企杠杆率下行。二是我国商品和要素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较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城镇化进程趋缓，货币化过程也将减速，不支持杠杆率水平继续上升。三是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去产能”取得重要进展，市场供求缺口逐步收缩，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性增强，将带动杠杆率出现下降。四是积极推进市场化“债转股”不仅对降低国企杠杆率有直接效果，而且可以减少国企债务对信贷资源的挤占，缓解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上升风险，为宏观审慎管理创造稳健的环境。五是政府已经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国企杠杆率，近期出台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末比2017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将总体呈现稳步下降的态势。

二、稳步继续推进国企去杠杆的政策建议

尽管当前我国推进国有企业去杠杆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开始下降，杠杆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然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一些“僵尸企业”尚未完全退出市场，导致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未彻底破除。因此，仍然需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努力实现国有企业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

（一）挖掘企业自身降杠杆潜力

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闲置的生产设备、土地、房产、在建工程、债权、知识产权等资产，鼓励融资租赁企业采取租赁、回租等方式盘活闲置资产。规范清理盈利能力差、与主业关联度较低的土地、房产、设备、股权投资等低效无效资产，采用市场化方式依法剥离，集中精力做好主业，走“精、专、深”的道路，减轻企业经营负担。

（二）强化国有企业债务杠杆约束

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确企业是降杠杆的第一责任主体，区分不同行业、企业类型设置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强化对企业及相关负责人的考核，合理设计激励约束制度，树立审慎经营观念，防止激进经营过度负债。统筹运用经营业绩考核、人事任免奖惩、创新型试点政策倾斜等机制，调动国有企业降杠杆的积极性。

（三）完善国有企业资本补充机制

进一步夯实国有资本，明确国有企业资本补充的条件、标准和资金渠道，支持对负债率较高但营收良好的国有企业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本、充实资本实力、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加强国有企业资本真实性管理，提高财务真实性。规范使用混合型权益融资工具，防止虚假降杠杆。

（四）加大“僵尸企业”出清力度

强化因企施策、分类指导，支持企业通过兼并、收购、联合、参股等多种形式，开展市场化兼并重组及投资合作。要完善依法破产的制度建设，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淘汰落后产能和有偿债困难的低效企业，打破刚性兑付，坚决关闭“僵尸企业”。同时，充分运用好国有资本预算，针对“僵尸企业”淘汰的职工补偿费用提前进行相应的财政预算安排。

（五）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债转股对象由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依据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协商确定。鼓励面向主业发展较为平稳但杠杆率偏高或受行业影响暂时资金周转困难且财务费用较高的企业实施债转股。支持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及具备实施债转股条件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加强与银行对接，积极参与债转股工作。鼓励符合条件的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发行债转股专项企业债券。

（六）积极发展股权融资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高国有企业股权融资比重。通过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以及探索发展股债结合、投贷联动、夹层融资等新型工具，丰富股权融资工具。充分发挥政府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作用，提高运营水平，丰富基金投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行市场化运作，实现产业链整合及产业融合。 （执笔：陈彬）

李伟：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一、如何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央的总体判断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个判断是客观准确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稳”“变”“忧”三个字。

正确把握“稳”的总体态势。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5个季度稳定在6.5%-7%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从指标关系看，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一致，核心经济指标之间比较匹配。就业状况基本稳定，2018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左右，其中25-59岁主要就业群体调查失业率为4.4%，均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CPI同比增长2.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了一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深刻理解“变”的主要内涵。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构关键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达到4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50%，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在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理念、规则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和重构；全球经济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地缘政治、国际力量平衡、意识形态等都会而且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正处于百年少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环境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减税政策效应减弱，资本市场大幅调整，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倒挂，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弱化，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已显疲软，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似乎已经见顶回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产业转移之变，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链调整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特点。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众多领域已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技术范式，这对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长期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加速向东南亚等区域转移的态势，而且出现了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苗头。风险特征之变，体现在新旧风险共存叠加，风险应对的难度和复杂度有所加大。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仍在进行，旧的风险仍未排除，新的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部门、跨地域风险逐步凸显，在总需求趋弱的情况下，协调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难度加大。

充分重视“忧”的潜在影响。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交织，特别是在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应对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有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遇到过，积累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更多的问题前所未见，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重了市场和公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忧”。具体而言，主要是担心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担心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担心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担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二、理解当前形势要把握好三对重要关系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忧虑，在国内外压力的双重挤压下，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还存不存在，经济中高速平稳增长的局面还能不能保持，如何稳定和增强广大群众和企业的信心？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今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意义。我们党一向重视哲学思辨，强调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我个人认为，要正确认识当前形势，至少要辩证看待内外关系、供需关系、长短关系这样三对重要关系。

把握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洞察全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改革开放才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近几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正确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观大势、谋大事”，如果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就会发现，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处于上升周期，我国顺势而为、对外开放，抓住了西方产业升级、产能输出的机遇，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恶化、生产率增长放缓等问题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在孕育和兴起，全球新型治理体系正在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勇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真正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继续以开放促改革，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塑造，我们就一定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把握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当前，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的压力也很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要缓一缓了，对这种观点，我们要正确看待。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在供需矛盾中，矛盾的重点是供给侧。这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始终平稳保持6.5%以上的增长，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坚决实施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搞这些改革，不触动供给侧，不提高创新能力，不化解金融债务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不下决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是简单地刺激需求，“水多加面、面多加水”，那么今天的经济会是什么局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参与全球竞争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感觉到压力，正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也要看到，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不能割裂。凯恩斯主义单纯强调刺激需求，而不触动生产关系，容易导致大水漫灌；供给学派过度强调改善供给，而忽视培育需求，容易导致供求失衡，放大波动。我们在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搞好需求管理。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求潜力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在动态中不断达成新平衡的良性发展过程。

把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古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当前，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外部需求紧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上对某些产业也有紧缩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实实在在实现可持续增长？还是为了保护短期的利益，给长期增长积累风险？我们应该树立长远和全局视角，把着眼长远作为根本，不能因为缓解短期矛盾而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只要有利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哪怕短期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不能为了短期过得舒服一些，增长数据漂亮一点，而让长期增长付出巨大代价。这方面，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严重教训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苗头，但就是因为没有下决心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信贷扩张、债务扩张等途径，缓解暂时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增长得到了持续，但积累的矛盾最终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要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速也不能过低，若持续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也不利，也会产生另一类风险。对我国来说，只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条件和空间解决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主要矛盾，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就是充分体现了长短结合的思路。三大攻坚战的完成，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轻装上阵开辟新的前景。对企业来说，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利用这个机会，苦练内功而不埋怨泄气，度过寒冬，积极迎接新的春天。

三、落实三大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这个判断符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继续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供需矛盾特点决定的。一方面，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住”“行”等主导的需求发生阶段性变化，相应需求增速放缓，居民对产品的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对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生产领域向中高端迈进，对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钢铁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同时，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出境采购诉求日趋增加，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过去3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展开。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低端无效产能有所削减，房地产库存明显化解，宏观杠杆率逐步趋稳，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下降，补短板取得积极进展。

新形势下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供需失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且，随着外部环境趋紧和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市场微观活力不足、供给体系质量偏低、体制机制约束等问题凸显，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市场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供给质量提升较慢。需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加强调公平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把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释放出来。其次，传统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有效形成，产业链安全面临挑战。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使得我国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迫切需要加快优化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形成发展新动能。再次，要素流通尚存障碍，国内外统一市场建设仍有巨大空间。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此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也需要巩固，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因此，中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八字方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求，必须全面认真贯彻落实。

2019年，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努力实现整体优化效果的最大值。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整，稳定总需求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个人综合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和加计六项扣除，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采取普惠性减税，已经落地实施；1.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提前下达，全年还将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破解“宽货币、紧信用”的困局。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换，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守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王一鸣：我国经济何以长期向好

2018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我国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了201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强调要“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准确认识经济形势的“变”与“不变”，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准确认识经济形势的“变”与“不变”

2018年二季度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主要表现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外贸进出口、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多方面不利影响；国内结构调整和去杠杆的阵痛效应显现，基础设施投资回落，内需增长放缓，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困难增多。内外压力交互作用使市场预期走弱，企业避险情绪上升，资本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这些变化，使我国经济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各项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最终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提升，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去产能目标基本实现，工业产能利用率明显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在外部环境明显变化、挑战和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局面殊为不易。

认识我国经济形势，必须准确把握内外环境的“变”与“不变”，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不断增强信心。要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从世界看中国、从全局看局部、从未来看当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结构调整和转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的阵痛，有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调整的结果。虽然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一些新挑战，但只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就可以变压力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我国有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并且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也蕴藏着发展的回旋空间。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业增势强劲，生产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迅速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不断提升，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不断改善。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锲而不舍的韧劲，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正确把握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面对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变化，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和改变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内外发展大势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既要看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要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既要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更要看到世界各国日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既要看到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新的挑战，更要看到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不会改变。

如果说过去我们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今后内外环境变化将赋予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新的条件和内涵，并将伴随更多挑战。要看到，世界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我国发展困难和机遇相伴相生。克服了危即是机，战胜了困难就是机遇。要抓住和用好机遇，就要准备迎接挑战、战胜困难。

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当适应新条件，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主动作为、化危为机、变压力为动力。要用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用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科技攻关模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用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加快完善产权制度，深化土地、技术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营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将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用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更好外部环境。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019年，我国经济仍将面临复杂局面。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见顶回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和利率水平上升有可能引发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震荡；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将增加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从国内看，居民消费稳中趋缓，投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出口增速受到全球经济放缓、贸易摩擦和去年高基数的影响有可能回调，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困难增多，部分领域风险压力增大。面对经济运行可能出现的新挑战，必须加强政策协调和配合，落实好重点工作任务，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应。一是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重点向制造业和小微企业倾斜；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更大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与此同时，发挥好结构性政策的体制机制建设功能和社会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强化需求侧刺激，短期可能起作用，但难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在稳定总需求的情况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三是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为重点，加大不良债务处置力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打好脱贫攻坚战，要加大“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脱贫攻坚力度，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确保如期实现目标任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聚焦重点战役，加大投入力度。环境治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久久为功，避免政策“一刀切”和处置方式简单化。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要优化存量，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更要培育增量，以科技创新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当前，最迫切的是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二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进一步拓展国内消费需求空间，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促进有效投资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三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激发落后地区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活力。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五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等领域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六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七是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制度、守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主导力量

国际能源署（IEA）近日在北京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8》指出，全球能源供应和消费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需求中的占比将日益攀升。与会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向低碳化、清洁化转型的主导力量，而能源技术创新将成为新兴经济体实现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报告指出，在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攀升的带动下，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将比目前增长25%。能源消费向亚洲迁移的深刻变革在各类燃料、技术和能源投资方面都有所体现。目前来看，亚洲占据了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50%、风电和太阳能光伏消费增长的60%、石油消费增长的80%以及煤炭和核电消费增长的100%以上。

专家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能源需求逐渐饱和，未来一次能源和电力需求的增长将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势头强劲，新兴经济体能源路径选择更加多样化，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主导力量。

当前，能源需求高速增长给新兴经济体的能源转型带来了严峻挑战，原因在于新兴经济体在能源消费结构的变革中既要处理好需求存量，又要兼顾需求增量。在此背景下，能源技术创新被认为是新兴经济体破解能源转型困局的重要抓手。

各国应当重视新兴技术发展，加快电制氢、电制氨等能源技术的创新和规模化应用，有效解决能源的季节性波动。同时，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创新能源交易模式。新兴经济体应探索多样化的能源发展路径，可加快风电、光伏发电、核电以及储能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深入分析与研判技术应用的成本，走出一条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相符的能源转型之路。

专家认为，实现成本渐低且适用的能源技术创新的最大希望来自中国。中国消费市场广阔，能源产业已规模化发展，能源供应链完整，科研能力与日俱增，在能源技术创新方面优势明显。

经济增速保持稳定 结构优化继续显现

2018年，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迎难而上，稳中有进，收获了全面贯彻十九大战略部署的良好开局。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格局变数仍然较多，这将对我国经济继续形成挑战。我们预计2019年宏观经济仍将稳定运行，但经济效能将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加大。

一、2019年经济仍将稳定运行

根据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模型，2019年我国经济将呈现稳中趋缓的特征，但经济结构优化和稳增长政策效果有所显现，经济整体仍然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

一是以工业用电量、铁路运货量、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等指标构建的指数显示，2019年将延续2017年年中以来稳中趋缓的态势。二是由工业增加值、发电量、财政收入等指标构成的，反映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一致合成指数显示，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2006年至今的第4轮景气增长循环中，本轮周期的高点出现在2017年3月，此后步入调整阶段，目前该指标已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三是由M2增速、PMI、挖掘机销量等指标构成的先行合成指数（该指数往往领先一致合成指数半年左右）显示，从2015年5月起经过连续14个月上升后，在2016年7月转为缓慢回落，近期则有所企稳。按历史经济周期长度来看，先行合成指数可能已经运行到周期底部位置，这也意味着尽管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在后期则有可能企稳回升，从而在未来几年内处于一个中高速增长的台阶。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升

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稳中有升，地产投资韧性较强，但基建投资增速下滑较快。2019年投资领域将着眼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后劲，不断扩大有效投资，预计2019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行，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回升，制造业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总体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从2018年的6%左右上行至6.5%左右。

1、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

2018年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主要受土地购置费用滞后缴纳的支撑。本轮房地产调控除在销售端抑制购房需求外，前期还通过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手段降低房地产库存，因而整体呈现房地产销售下滑同时伴随库存去化的现象。房地产销售下滑带动建安投资增速放缓，而库存减少致使房地产企业加大土地购置力度，两相作用致使房地产投资在2018年呈现韧性较强的局面。在2019年，随着货币化安置规模下降，未来商品房库存压力将有所增加，土地购置费可能难以维持2018年的高增速。但在建安投资方面，预计房地产调控或边际放松，进而带动建安投资从低位企稳回升。因此在2019年，房地产投资整体增速可能将呈现缓慢下行的格局。

2、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回升

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受到财政政策边际扩张力度、PPP项目清库和整改，以及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由于在资管新规下非标融资受限，叠加中央严格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建融资受到较大影响。同时，上年基数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2018年7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和8月政治局会议相继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10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大对九大领域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此外，在新的会计准则下，地方政府对PPP未来支出责任的担忧缓解，PPP管理库中的项目后续有望加速落地。预计基建投资在2019年将继续回升，可能从2018年的3%左右反弹至8%以上。

3、制造业投资增速保持较高水平

高质量发展指引下的产业政策或对制造业整体形成正反馈，预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会得到政策支持，从而对制造业投资增速形成一定支撑。根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15%，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导力量。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等有望保持高速增长。我们预计2019年制造业增速将达到8%左右。

4、民间投资保持较大力度

2018年，民间投资呈现大幅改善格局。民企投资增速上升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放松带来了许多新业务机会，民企在这些领域内积极投资布局；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大型民企进行产能更替，龙头民企存在投资扩张的需求。当前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利好仍在不断释放。一是在金融层面继续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是在财政层面减税降费，降低民营企业经营负担。三是继续放宽行业准入、推荐项目和鼓励控股等。预计在2019年，或将出台新一轮民企支持政策，民资准入将迎来重大突破，民间投资增速有望保持在8.7%左右。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稳中趋缓

201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有所放缓。这一方面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类消费占比将明显上升。另一方面，当前消费增长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一是近年来居民杠杆率有所上升，债务负担挤占了消费现金流。二是部分领域的产品供给无法满足消费结构升级的变化，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

2018年以来，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消费的政策措施，包括制定《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通过个税改革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进一步下调众多商品进口关税等，加之积极财政政策有望支撑消费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中期内积极因素仍然较多，消费支出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对于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走势，个税改革和专项抵扣有利于改善居民可支配现金流，我们测算2019年家庭减税规模将达到3500亿元左右，拉动社零额提速0.5个百分点。同时，汽车销售在基数效应减弱的情况下，对社零额增长的拖累将有所减轻。由于2019年房地产调控明显放松的可能性较小，在油价低迷情况下石油制品零售额增速也将有所回调。综合判断，2019年社零额增速或可能稳中趋缓，预计全年增速有望达到9%左右。

四、进出口增速或将有所回落

2019年我国面临的外贸环境仍然复杂，出口增速或将有所回调。一方面，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趋于减弱，全球贸易增长或将放缓。另一方面，全球贸易规则重构面临阻力，外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我们预计2019年出口增速（按美元计，下同）或在5%左右。

进口方面，2019年影响进口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同时存在。一方面，坚持对外开放、扩大进口的政策仍将继续，通过开放刺激消费的政策导向也较为明确，将对进口增速形成一定支撑。另一方面，内需增长改善空间有限，在外需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加工贸易出口也会受到影响，均将导致进口增速趋于回落。此外，伴随全球经济增长动能边际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动力不足，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进口增速下行。综合上述因素，我们预计2019年我国进口增速将在9.7%左右。

五、供给端结构升级效果显现

从供给端来看，随着需求增长放缓，产出总量的扩张速度也将回落。但是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行业层面结构分化、“破旧立新”的特征将继续显现。特别是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在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0.8%。其中，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2%，拉动GDP增长1.1个百分点。进入2019年，服务业增速或有所放缓，但仍有望保持在7%至7.5%区间内。

在工业领域，2019年产出增速或有所回落，但内部结构将继续优化。一是随着外需增长放缓，出口产业链上的电子、装备制造等行业将面临一定压力。二是汽车产销低速增长或成为常态，将对整体工业产出形成一定压制。三是产能过剩、高耗能行业扩张速度继续放缓。但是，工业内部行业结构升级的态势仍将延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将保持高速增长。预计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8%左右。

六、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显现，在此背景下央行货币政策从二季度开始转向边际宽松，除了年内四次定向降准外，通过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投放，有针对性地为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银行间市场利率出现明显下降。但由于传导渠道仍不顺畅，M2增速呈持续小幅下行的态势，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有所减缓。

展望2019年，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渠道有望打通。货币政策方面将继续保持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运用MLF、TMLF等工具，通过包括信贷、债权、股权融资在内的“三支箭”深化对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由于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宏观调控政策起到托底经济的作用，但不会“大水漫灌”，货币和社融增速大幅反弹的可能性较小。预计2019年M2和社融存量的增速或将分别从2018年的8%和10%左右回升至8.5%和10.5%左右。

七、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兼顾短期经济增长和中期经济转型，从而需要在财政赤字、“稳增长”措施与减税政策之间取得平衡。具体来看2019年名义财政赤字率将较2018年的2.6%有所回升，但大概率仍将坚守3%红线。

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在于收入端减税降费。一是个税起征点提升，低税率级距大幅扩大，包含子女教育等六个方面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细则将开始实行，初步测算个税改革政策或将减税约3500亿元。二是增值税税率或将由三档下降为两档，同时部分税率将进行小幅调降，初步估计或将减税约5000亿元。三是养老保险等社保费将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预计国家将适时推出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措施，对冲征缴方式改变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四是不排除小幅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或上调部分企业应缴纳所得额上限的可能性。总体来看，减税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功能，有助于部分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 （作者：人保资产宏观与战略研究所课题组）

2019：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期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

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态势

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2018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

核心CPI的小幅回落、GDP平减指数的下降以及产出缺口由正转负，说明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因素兼具周期性波动和趋势性下滑的特性，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还没有触及底部，“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并不成立。

“美国退群”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不仅宣告了中国外部环境的质变，同时也说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裂变。这种变化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超预期回缓”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国开放战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须作出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阶段的核心标志不仅仅在于各类宏观数据改变了2016年以来的稳中向好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场社会情绪的剧烈波动。这些市场情绪的剧烈变化不仅集中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来面临的战略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疑虑。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微调难以起到稳信心的作用。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各类宏观参数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一是企业家在生存空间挤压下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设备工器具投资和扩建新建投资持续低迷，真实投资意愿始终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投资反弹的基础并不牢靠；二是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居民净储蓄余额开始出现下降，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三是在层层行政督导和持续管控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出现传统的换届效应，反而出现了新型的为官不为的现象。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微观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异意味着当前很多参数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期趋势性回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短期改变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

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汇市、股市、债市、房市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

宏观经济运行大逻辑

必须看到，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难以在短期中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摩擦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决定了2019年宏观经济参数恶化的幅度具有不确定性。

2019年将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这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以中美摩擦和解、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为契机，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

2018年各类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提前释放了各种悲观情绪，自三季度以来“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简单依靠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外部环境的恶化、市场情绪的波动、微观基础的变异、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风险的累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扭曲，都需要中国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

宏观经济预测与近期表现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9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如下：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投资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全年消费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这些预测数据进一步表明，201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的短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近期经济形势出现的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可能意味着负向产出缺口开始扩大，宏观政策需要再调整和再定位。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

第一，消费和出口等终端需求加快下滑。2018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仅为8.1%，较上年同期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只有5.8%，较上年同期回落3.0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同比增速仅为2.1%。消费是个慢变量，如此持续大幅的回落说明经济的消费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本轮房地产去库存中居民债务率大幅攀升导致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尤其是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应对策略调整，居民通过消费贷变相加杠杆将“长期贷款短期化”，反而加剧了短期风险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与此同时，外贸回落也开始显现。2018年11月季调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至5.7%，较10月下滑7.7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为2.7%，较10月回落13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显示“抢出口”效应充分显现后，外贸增速的真实回落。实际上，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较上年大幅回落超过1个百分点，中国不可能持续“独善其身”。

第二，制造业PMI跌入临界点以下，民间制造业反弹高点已现。2018年制造业增长平稳，带动民间投资增速回升至8.7%，增速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但随着出口增速的放缓、制造业去库存周期的开启以及民企债务风险加大，民间制造业生产和投资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8年12月制造业PMI大幅跌至临界点以下，显示制造业景气度明显减弱。目前在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除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略高于临界点以外，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企业产品订货量和用工量有所减少、原材料库存降幅有所扩大。从PMI的相关指标看，新出口订单、进口、采购量、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出厂价格均已陆续进入收缩区间。

第三，各类价格指数全面出现环比负增长，工业利润增长由正转负，面临通缩的压力加大。2018年11月份CPI、食品CPI、非食品CPI环比分别下跌0.3%、1.2%和0.1%，PPI、生产资料PPI环比下跌0.2%和0.3%。在30个细分工业行业中，环比价格出现下跌的行业数由2018年10月份的4个激增至11月份的12个，其中6个出现同比下跌。与此相一致的是，2018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由正转负，从10月的增长3.6%转为下降1.8%。

第四，财政收入跌幅扩大，财政平衡压力加大。自2018年10月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公共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同比分别负增长5.4%、14.8%和8.3%，不仅连续2个月负增长，而且下跌幅度扩大，跌幅较10月份分别提高2.3、7.7和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短期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第五，金融内生性紧缩压力加大。一是前端利率与后端利率走势分化。虽然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市场流动性有所改善，但向“宽信用”的传导机制并不畅通，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降，信用利差处于2015年以来的高位。尽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上年初的3.9%降至目前的3.3%左右，但是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则从5.8%持续上升到3季度的6.2%。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利差分化。上年民营企业信用利差上升近2个百分点，显著国企的变化。随着目前中美利差收窄至零附近，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只能加快提升货币向信用的传导效率。三是货币发行和创造的分化。受外汇占款余额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M0和M1增速较快回落至2.8%和1.5%，因此尽管货币乘数已达到6倍以上的历史最高位，M2增速却持续低位运行，已经连续7个季度低于名义GDP增速，成为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对2019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短期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经济工作已经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包括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一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进入裂变期，大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冲突期，这需要我们进行国际战略调整和重构。二是2018年中国经济的“稳中有变”与“持续下行”标志着“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已经破产，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中国改革的新窗口期决定了中国新常态全面步入了新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开启第二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

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全球结构裂变而不是简单的分化。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的全球政治经济平稳期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期冲突、摩擦、重构将是常态。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要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用新合作对抗新冷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2018-2019年，外部环境的恶化、内部问题的暴露以及改革主体的绩效恶化为大改革提供了绝佳的窗口期，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2019年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一，“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从目前产出缺口由正转负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力度需要加强，但0.02%的缺口意味着短期需求管理的力度不宜过大，而必须容忍2019年0.2-0.3个百分点的趋势性下滑。但如果经济增速回落到6%，就业缺口将达到300万左右，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及创造良好改革环境不利。因此，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取6.3%较为适宜。

第二，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消费增速下滑的内在原因，巩固中国3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基础是工作的重点。适度容忍投资增速的回落，提升投资收益率是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核心，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第三，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宏观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政策错配与合成谬误的泛滥。

第四，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第五，货币政策应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要发生变化。高度关注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M0和M1增速的持续回落、货币供应增速与名义GDP的匹配性、美联储政策调整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异变。建议2019年M2增速恢复到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0%—9.5%。

第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异，特别是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行为的变化和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建议对于正常房地产建安投资的资金供应可以适度放开，房地产贷款控制必须区分需求端和供给端，适度放开房地产开发投资贷款、持续控制房地产抵押贷款，这对于市场动态供求平衡十分重要。

第七，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要情文摘

我国多措并举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问题】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可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三个部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在2018年年底全部达标。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年底分别达到8.50%、9.50%、11.50%；其他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年底分别达到7.50%、8.50%、10.50%。从上市银行报表来看，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达标压力不大；但也应该看到，仍有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处在达标线的边缘。特别是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基本上多数股份行和城商行位于高于达标线1%附近。考虑到目前二级资本债发行限制较少，而且各类银行已有较多的发行，二级资本补充压力相对较小。（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来源相对有限而且难度不小。

【对策】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营、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商业银行，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具。二是引入基金、年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行增资扩股，支持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券，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券市场交易。会议强调，资本金得到补充的商业银行要完善内部机制，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将进一步优化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等国务院文件精神，2019年1月22日，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

【问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对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是推动科技创新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力量。但由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类报表繁多、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频繁、在同一年度对同一项目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科研人员技术路线决策权较小、预算编制要求太高、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限空间狭小等诸多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增加科研人员负担。

【对策】针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通知》提出了十二条具体举措。

一是整合精简各类报表。按照减量不减质、满足管理基本需求的原则，将现有项目层面填报的表格，整合精简为6张；课题层面填报的表格，整合精简为8张，实现“一表多用、一表多能”。

二是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从项目申报到综合绩效评价各环节，全面推行信息化方式，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填报材料。

三是精简过程检查。按照任务书约定，在关键节点开展里程碑式管理；实施周期三年以下的项目，一般不开展过程检查。

四是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科研项目申报期间，以科研人员提出的技术路线为主进行论证；科研项目实施期间，科研人员可以在研究方向不变、不降低考核指标的前提下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由项目牵头单位报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备案。

五是简化预算编制要求。简化预算测算说明和编报表格，除设备费外，其他开支科目无需单独填列明细表格。

六是扩大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限。直接费用中设备费预算总额一般不予调增，确需调增的应报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审批；设备费预算总额调减、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拟购置设备的明细发生变化，以及其他科目的预算调剂权下放给承担单位。

七是规范结题财务审计。项目实施期满后，课题承担单位应当及时清理账目与资产，严格按照《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结题审计指引》及相关规范组织实施结题审计工作，并做好与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衔接。

八是实施一次性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不再单独组织技术验收、财务验收，合并有关验收程序，实施一次性综合绩效评价。

九是突出代表性成果和项目实施效果评价。实施分类评价，对提交评价的论文、专利等作出数量限制规定，不将“头衔”“帽子”“论文数量”“获得奖励”等作为评价指标。

十是加强科学伦理审查和监管。有关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须恪守科学道德，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

十一是强化承担单位和项目管理专业机构责任。

十二是做好项目政策衔接。对于执行周期结束且已开展结题验收的项目，继续按照原政策执行；项目执行周期结束但尚未开展结题验收以及仍在执行中的项目，参照本通知执行。

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机制趋于规范

201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对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提供了政策指引。

政策背景：近年来，股权激励热度持续，采用期权激励方式的公司数量创历史新高。自201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热情明显增加。仅2018年就有337家上市公司发布股权激励计划，接近2015年的两倍。政策放松、回购热潮、弱市环境下的风险管理需求相互作用，共同拉升公司股权激励意愿。而从公司自身选择看，股票期权在赋权时没有现金支出，期限相对较长，在趋严的监管环境与市场环境下，其风险更低，现金流压力更小，对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也有所上升。随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逐渐升温，外籍员工如何参与境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政策内容：根据《管理办法》，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实行登记管理，境内上市公司及其外籍员工可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行办理相关跨境收支、资金划转及汇兑业务，无需事前审批。参与股权激励所需资金可由外籍员工自主选择参与资金来源，可以来源于其在境内的合法收入，也可来源于从境外汇入的资金。选择境外汇入资金的，外籍员工应当将资金汇入至境内上市公司账户或外籍员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外籍员工使用其境内外币账户内的资金的，外籍员工应将资金结汇后划入境内账户。参与股权激励后，外籍员工需将出售股权激励项下股票或权益资金、参与股权激励项下分红派息所得资金汇出境外或购汇划转至其境内外币账户的，也可在银行办理汇出或购汇划转，所需材料包括业务登记凭证、外籍员工身份证明、证券公司出具的股权激励项下外籍员工境内交易证明文件或证券账户红利股息入账凭证等。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从境外汇入资金参与股权激励计划后，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未达成，或股票期权未行权的，境内上市公司或其外籍员工也可凭相关材料，将外籍员工汇入资金退回境外。

政策影响：2016年8月13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开始对外籍员工有限度地放开。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的，可以成为激励对象。此后的2018年8月15日，证监会宣布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将可以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范围，从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扩大到所有外籍员工。通知的发布是落实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股权激励政策的重要举措。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境内上市公司公布股权激励方案，外籍员工如何参与，尤其是其资金如何管理成为相关人士关心的问题。对此，本次公布的《管理办法》指出，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激励实行登记管理，境内上市公司及其外籍员工可凭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在银行办理相关跨境收支、资金划转及汇兑业务，无需事前审批。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支持力度加大

为大力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创建、运维和改造，引导数据中心走高效、清洁、集约、循环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数据中心持续健康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

政策背景：推进绿色发展必须要有绿色数据支撑。建设绿色数据中心是构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任务，是保障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是深入实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战略的有力举措。为贯彻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2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十三五”信息通信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节〔2017〕77号），需要加快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政策目标：建立健全绿色数据中心标准评价体系和能源资源监管体系，打造一批绿色数据中心先进典型，形成一批具有创新性的绿色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培育一批专业第三方绿色服务机构。到2022年，数据中心平均能耗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电能使用效率值达到1.4以下，高能耗老旧设备基本淘汰，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应用比例大幅提升，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得到有效回收利用。这些政策目标制定科学，导向明确，有利于督促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重点任务：《意见》对如何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进行了系统部署，提出了五大任务。一是提升新建数据中心绿色发展水平，包括强化绿色设计和深化绿色施工和采购两项任务。二是加强在用数据中心绿色运维和改造，包括完善绿色运行维护制度、有序推动节能与绿色化改造、加强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三项任务。三是加快绿色技术产品创新推广，包括加快绿色关键和共性技术产品研发创新和加快先进适用绿色技术产品推广应用两项任务。四是提升绿色支撑服务能力，包括完善标准体系和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两项任务。五是探索与创新市场推动机制。从具体内容来看，五大任务内部又进行了细分，任务聚焦重点，可操作性强，将有力支撑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后续措施：绿色数据中心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意见》对此也行了周全部署。一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建立协调机制，强化在政策、标准、行业管理等方面的沟通协作，加强对地方相关工作的指导。二是将重点用能数据中心纳入工业和通信业节能监察范围，督促开展节能与绿色化改造工程。三是充分利用绿色制造、节能减排等现有资金渠道，发挥节能节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所得税优惠政策和绿色信贷、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支持各领域绿色数据中心创建工作。四是整合行业现有资源，建立集政策宣传、技术交流推广、人才培训、数据分析诊断等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公共服务平台。五是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和平台，加强在绿色数据中心技术产品、标准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举办专业培训、技术和政策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优势技术和服务走出去。

国务院多举措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近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将综合保税区建设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解放思想，创新发展，赋予综合保税区改革开放新使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意见》明确，要完善政策，拓展功能，创新监管，培育综合保税区产业配套、营商环境等综合竞争新优势。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

《意见》围绕“五大中心”发展目标提出21项任务举措：

一是统筹两个市场，打造加工制造中心。包括推广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允许新设综合保税区提前适用政策，允许综合保税区内加工制造企业承接境内区外委托加工，将在综合保税区内生产制造的手机、汽车零部件等重点产品从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目录中剔除，强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等5项举措。

二是推动创新创业，打造研发设计中心。包括企业进口的消耗性材料根据实际研发耗用核销，支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研发创新机构在综合保税区发展，赋予符合有关标准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企业最高信用等级，支持医疗设备研发等4项举措。

三是推进贸易便利化，打造物流分拨中心。包括允许对符合条件的境内入区货物、物品实施便捷进出区管理模式，便利货物流转，允许在汽车整车进口口岸的综合保税区内开展进口汽车保税存储、展示，促进文物回流等4项举措。

四是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检测维修中心。包括允许区内企业开展保税检测和全球维修业务，支持再制造业，创新监管模式等3项举措。

五是培育新动能新优势，打造销售服务中心。包括发展租赁业态，逐步实现综合保税区全面适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政策，支持服务外包，支持期货保税交割，支持综合保税区率先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中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的改革试点经验等5项举措。

《意见》指出，海关总署要继续做好牵头工作，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推动符合条件的各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优化为综合保税区。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积极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监管，加强管理，优化服务，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消费品工业产融合作大有可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建设两个强国，加快产业升级迫切需要金融支持。优化制造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与金融需协同发展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交织叠加，企业利润持续下降，投资回报率出现趋势性下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资金流向制造业的渠道还不顺畅，金融还满足不了制造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大中小企业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企业间相互拖欠导致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紧张，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存在不充分不平衡。资源环境、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价格不断上涨，融资贵侵蚀企业经济效益等问题依然突出。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资金流向股市、债市、房地产等，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存在从制造业领域抽离的现象，长此以往，将不利于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史也表明，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出现了金融发展长期偏离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

面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着力消除制造业发展的融资制约，引导促进金融提升服务制造业发展的效率和水平，突破工业转型发展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瓶颈，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资金支持，实现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协同发展，使金融发展回归本质，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

营造行业发展的金融环境

作为我国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品工业发展面临着同样的产融合作问题。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金融支持消费品工业发展需要优化创新，实现精准性、普惠性、绿色性，增强企业金融资金的获得感。就实际情况来看，产业与金融有效合作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在：金融服务企业的意愿和动力不强，消费品行业市场集中度低，市场开放度高、来自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压力大、利润率低，受贸易环境变化影响大；企业融资能力较弱，消费品行业多为中小微企业，无论是资产抵押、信用等级还是经营能力，都与金融机构的风控要求有一定距离；产业界与金融界的沟通存在“语言障碍”，各说各话、认识不够、沟通不畅、宣传不足，导致金融支持力度与整体产业发展规模不匹配，企业多依赖自身产业资金发展。

2016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财政金融部门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大力营造制造业发展的金融环境，把产融合作放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国家战略高度去认识和把握。2018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进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召开“中国纺织行业产融合作会议暨投融资培训会”，指导中纺联制定了纺织行业产融结合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了重点培育名单，协调证监会、银监会等相关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推动纺织行业与金融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

在刚刚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苗圩部长再次强调，要落实金融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大力开发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完善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发行上市政策，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切实缓解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苗圩部长的讲话，凸显了大力推进产融合作，助力营造消费品行业发展金融环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实招推进产融合作

技术创新促进信息互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产融信息服务平台，建立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银企交流渠道，让信息多跑路，让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的信息互通，是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抓手。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信息共享的平台，有利于促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金融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形成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合力。

围绕产业链实现金融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金融链深度融合。以提升消费品行业整体产业链竞争力为核心，多种形式推进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对接合作。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充分调动产业链核心企业的积极性，积极稳妥推动产业链金融发展，开展创新金融服务。

积极利用资本市场。要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推动重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加快改革发展，引导企业学会借力资本市场做强做大。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改制上市、兼并重组、发行公司债等运作，引导企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围绕企业的直接融资需求，联合开展面向各种类型的培训交流，提高制造业企业股权融资意识和能力。结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积极抢抓科创板建设契机，做优做强消费品企业，培育科创板上市企业。

实现财税金融互动。扩大"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切实解决消费品企业原料进项税难以抵扣的问题。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治理规范涉企收费、企业减负等相关规定，着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通过财税政策支持，提升消费品工业企业资金运转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来源：中国工业报）

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黄金时代

借助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张家口举办的契机，我国原有的冰雪“冷资源”正在向旅游“热业态”转变，全国各地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冰雪旅游成为近年来冬春旅游市场异常火爆的出游主题，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代。业内人士强调，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产业投资者，都需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回归日常生活基本面，着眼于国民大众日常化的冰雪休闲、冰雪旅游需求，着力培育方便城乡居民广泛参与、低价格门槛的冰雪休闲项目，着力建设诚信经营、品质服务的冰雪旅游目的地。

我国已经进入2022年北京冬奥时间，冰雪运动在民间的推广和普及已陆续展开。1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国家发改委对外发布了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该行动计划明确，借助2022年北京冬奥会契机，持续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促进冰雪旅游、冰雪场馆建设、冰雪培训、冰雪器材装备等相关产业发展。

“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持续实施，将使冰雪运动在各地得到大力推广，而我国的冰雪旅游将迎来新的拐点。冰雪休闲是大众旅游最具潜力的新领域，冰雪旅游投资正逢其时，万亿元市场商机在集聚。

各地普及群众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呈爆发式增长

“希望更多市民能够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前不久发布的宣传视频这样说。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8年9月5日公布的“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到2022年，我国要实现北京冬奥会109个项目全面参赛，通过“南展西扩东进”战略，普及群众冰雪运动，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借助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张家口举办的契机，我国原有的冰雪“冷资源”正在向旅游“热业态”转变，全国各地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冰雪旅游成为近年来冬春旅游市场异常火爆的出游主题，冰雪旅游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代。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2018年冰雪季在中国冰雪旅游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季“，大力发展寒地冰雪经济”，推动冰雪旅游向冰雪经济综合产业发展“，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指示精神得到深入贯彻落实。据测算，2017-2018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7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约合3300亿元，分别比2016-2017年冰雪季增长16%、22%。

马蜂窝旅游网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成立的“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发布《冰雪东北：中国省域自由行大数据系列报告之东北地区》显示，2018年东北三省的旅游业经历了一轮显著增长，其中，黑龙江旅游热度涨幅最高，达到152%，辽宁和吉林等旅游热度涨幅也分别达到139%和133%。

“在大众冰雪旅游的带动下，冰雪经济已形成以冰雪旅游为核心、冰雪运动为基础、冰雪文创为引领、冰雪制造为支撑、冰雪康养为特色、冰雪度假地产为补充的‘1+5’冰雪产业体系，冰雪旅游已成为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的双核心产业。”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河北、辽宁、北京等地区通过冰雪旅游政策创新引领冬季旅游和冰雪经济高速成长。北京市以财政资金补贴形式推动冰雪产业发展，2018年安排资金3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60%，重点用于推动群众冰雪运动普及、提升竞技冰雪运动实力、支持冰雪场地建设等。新疆旅游业一改往年冬季停业、进入淡季的做法，通过推出百余项旅游活动、百余个优惠政策，推动冬季冰雪旅游繁荣发展。

通过对冬季旅游者的出游动机调查显示，冰天雪地的壮美景色、浓郁的本地民俗风情都是冰雪旅游的重要吸引点。旅游者对于冰雪运动、赏雪活动、主题节庆、娱雪等具有显著偏好，此外，旅游者对当地富有特色的美食、民俗、文艺、生活体验也有强烈需求，同时体验冰雪项目和民俗活动的游客比例达到64%，冰雪+温泉、冰雪+美食+民俗等成为深受老百姓追捧的冰雪套餐。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将文化与旅游融合作为冰雪旅游产品创新的渠道，注重本地IP冰雪产品形象塑造，开发出的赏雾凇、玩冰雪、泡温泉、观冬捕、品民俗等冰雪旅游产品深受旅游者喜爱。文化与旅游融合不仅为旅游者提供了美丽的风景，同时目的地的音乐会、实景演出、博物馆、图书馆、民俗馆等也为游客提供了优质生活体验。

冰雪旅游投资正当时万亿市场商机在集聚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2018年11月发布关于做好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于冬季旅游产品供给的全过程中。该通知已发到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局（旅游局）。显然，天然冰雪资源极度稀缺的南方地区也应该考虑加强冰雪旅游等冬季旅游产品供给。

2018年12月11日，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开幕当天亮相的四季冰雪（即人们常说的仿真冰和旱雪）引起了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等诸多城市的兴趣，相关部门计划将四季冰雪植入到城市公园、体育中心等体系建设中。据悉，由于不受气候场地限制、设施建设周期短、环保低成本、集娱乐性与竞技性于一身、受众范围广等特点，四季冰雪项目成为了传统冰雪项目的完美替代品。

随着四季冰雪等新技术产品的广泛运用，寻常百姓参与冰雪休闲和冰雪旅游的门槛大幅降低，一定会使冰雪旅游成为寻常百姓时尚生活的新选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在大众旅游新时代，冰雪已不再是老百姓要躲避、抵御的冷资源，而是美好生活的时尚选择。拥有丰富冰雪旅游资源的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河北等省区正在成为冬季旅游新的增长极，冰雪景区已经成为北京、天津、青海、山西、贵州、山东、河南等众多省（区、市）冬季旅游的热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课题组测算，冰雪旅游者在目的地人均可停留2.8天，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国家体育总局在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和全国冰雪场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2年)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将达到6000亿元。此外，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预计到2021-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将达到3.4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将达到6800亿元。冰雪旅游投资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具有巨大的投资前景。

“冰雪旅游投资正逢其时，万亿市场商机在集聚。”戴斌说，与瑞士、瑞典、奥地利等西方冰雪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处于冰雪旅游业的初级发展阶段。2017年，我国滑雪人次仅为1750万人次，市场渗透率不到1%。对标发达国家4%的市场渗透率和14亿的人口基数，提升空间无疑是巨大的。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测算，2021-2022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将带动冰雪特色小镇、冰雪文创、冰雪运动、冰雪制造、冰雪度假地产、冰雪会展等相关产业2.92万亿元产值。2018年以来，我国开始进入冰雪旅游投资的立项高峰期和建设启动期，投资规模高达5400亿元，这些项目将在2020-2022年冰雪季投入市场运营。

戴斌分析认为，未来，投资者需面向大众旅游者的现实需求，发挥科技、文创和资本的力量，开发冰雕、雪雕、冰雪那达慕、冰上龙舟、冰湖捕鱼、冰滑梯、冰雪美食等丰富多彩的冬季旅游产品。在项目投资上，不能只盯着场馆特别是滑雪场和运动馆建设，动不动就投入几十上百亿元，动不动就找唯一、做第一，老想着成为“爆点”。

在持续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我国冰雪旅游发展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根据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这些瓶颈包括：冰雪旅游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冰雪旅游系列规划缺位现象突出；冰雪旅游淡旺季显著，产业政策创新性不足；冰雪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落后，旅游服务质量亟待提高，很多冰雪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存在“一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的说法；冰雪旅游供给存在结构性问题，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产品较少，导致冰雪出行的游客扎推现象明显。

戴斌指出，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产业投资者，都需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回归日常生活基本面，着眼于国民大众日常化的冰雪休闲、冰雪旅游需求，着力培育方便城乡居民广泛参与、低价格门槛的冰雪休闲项目，着力建设诚信经营、品质服务的冰雪旅游目的地。

• [编辑：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