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1期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三部门部署促消费稳增长 落实好个税抵扣政策

李伟：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林毅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服务业促进“六稳”的主要着力点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加快营造与新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创新型产业组织生态

要情文摘

科创板和注册制即将到来

我国今年将出六项实招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财政部：继续实行对农贸市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内部报告

盛松成：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政策借鉴

上海：新经济企业享“全生命周期”服务

经济分析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2015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环境，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强，经济新动力不断涌现；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发展“软实力”持续提高；节能环保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现；经贸发展开拓新格局，对外开放迈入新阶段；民生改善成效卓著，发展成果惠及全民。总体来看，2015年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全面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新成就，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持续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实现了重大转变，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新发展态势。

（一）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长

经济总量连续迈上新台阶。2015-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8%，高于同期世界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长水平，平均每年增量4.4万亿元（按2015年不变价计算），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2017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站上80万亿元的历史新台阶，当年经济增量折合1.2万亿美元，新增部分相当于2016年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2018年以来，在外部环境趋严、国内多种矛盾风险交织的背景下，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基本态势，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经济运行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内。

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2%左右，比2015年提高0.4个百分点左右。近年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9660元，是2015年的1.18倍，年均实际增长6.27%。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2017年达到创纪录的8690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74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上升到第95位。

（二）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不仅实现了总量提升，而且在结构调整方面实现了重大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之路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产业结构转变显著。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大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特别是下大力气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顺应工业化发展客观规律，推动经济从单纯依靠第二产业带动逐步转向二产三产同时发力、三产带动作用明显提升的新阶段。新旧工业接续良好，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新动力。2018年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提高到13%和32.4%。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51.6%，比2015年上升1.1个百分点，目前已上升至54.3%；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较2015年提高5.9个百分点，2018年前三季度贡献率提高到60.8%；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4.1个百分点，比2015年提高0.4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更趋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差异逐步缩小，从之前单纯依靠投资、出口逐步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近两年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特别是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2015-2017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3.3%，远高于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2018年前三季度，这一贡献率已经提高到7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结构加速转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供给端的长足进步，居民消费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支出等升级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已经从2015年的31.6%提升到2017年的34.1%。

二、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强，经济新动力不断涌现

2015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强，部分领域创新能力位居世界领先地位，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创新中不断涌现、发展壮大。

（一）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2015年以来，在科技体制改革创新等有利因素推动下，我国科研投入不断增加，科技队伍不断壮大。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7606亿元，是2015年规模的1.24倍，年均增速达11.5%，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3%，比2015年提高0.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研发人员总量跃居世界首位，按折合全时工作量标准，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

重要领域成果实现突破。过去几年，我国在重点技术领域、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支撑、高端发展前瞻性技术储备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铁基高温超导、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先进核能、干细胞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跻身国际先进或领先行列；在深空、深海、深地、网络空间安全和国防科技创新等重大战略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药创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方面，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和转化示范工程落地生根，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138.2万件，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二）经济新动力不断涌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随着商事制度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深化，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不断显现。商事制度改革的2014年-2017年，新设市场主体6202.81万户，年均增长30%，日均新设市场主体从改革前的3.1万户增加到5.27万户。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大幅增长。2017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量和授予专利权量分别比2015年增长32%和6.9%。

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从生产端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2015-2017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5%，高于同期全部工业年均增速4.4个百分点。从需求端看，网络购物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2015-2017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近30%，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协同经济等新模式广泛渗透，线上线下融合、智慧家庭、智能交流等新业态方兴未艾。

三、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发展“软实力”持续提高

2015年以来，我国坚持协调发展，城乡二元发展问题有所缓解，初步形成了城乡互促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国民素质和文明程度实现较大提高，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硬实力”提供了更强“软实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

（一）城乡形成互促互动发展新格局

近几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速度明显提升。同时，在户籍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推动下，农民市民化质量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由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转变，城乡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

城镇化进程加速。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2.4%，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到16.2个百分点。随着产业发展向城市集中，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增强。2017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达54.7%，比2015年末提高0.7个百分点。

城乡差距缩小。2015-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达9%，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态势持续好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015年的2.73下降至2017年的2.71，城乡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比从2015年的6.17下降至2017年的6.04。2018年前10个月，这一比值继续下降到5.96。与此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农村面貌持续发生重要变化，与城镇居民生活环境差距正在缩小。

（二）区域发展协调性日益优化

2015年以来，国内日益呈现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统领、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为补充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极日益崛起，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雄安新区规划设立，一批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快速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正在逐步形成。2015-2017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平均增长8.2%、8.7%、9.2%和5.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和最低省份之比从4.38:1缩小为4.28:1。

（三）发展“软实力”持续提高

文化事业实现大发展。2015年以来，我国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充足、有营养的精神食粮。2017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66个，博物馆4722个，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8.7%和99.1%，当年全国生产电影故事片798部，电影票房屡创新高。

体育事业走向全民化。在下大力气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着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普及发展。目前，全国体育场地总数已超过17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平方米以上，近4亿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初步形成了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四、节能环保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现

2015年以来，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环境污染治理不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不断加强，给予了人民群众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节能环保力度不断加大

节能和新能源发展取得新成绩。能源消费总量得到有效控制，2016、2017年单位GDP能源消耗分别同比下降5.5%和3.7%，累计较2015年下降8.5%。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利用效率取得积极进展，2016、2017年万元GDP用水量较上年分别下降7.2%和5.6%，累计较2015年下降13.2%。新能源也得到快速发展，2017年末，核电发电装机容量3582万千瓦，比2015年增长31.8%；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4亿千瓦，比2015年增长6.6%；并网风电1.64亿千瓦，比2015年增长27.1%。

环保治污工作明显加强。2017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重点城市重污染天数减少一半，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9.3%，平均优良天数比例78.0%，较2015年提升1.3个百分点。其中，2017年，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6.0%，较2015年提高3.6个百分点；长三角区域25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4.8%，较2015年提高2.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重点区域细颗粒物浓度有所改善。2017年，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为64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幅度超过10%。

（二）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现

2017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736万公顷，比2015年增长16.4%；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62万公顷，比2015年增长28.6%。2017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为95%，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6.6%，城市用水普及率98.4%，建成区绿地率为36.4%，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7平方米，均比2015年末水平实现了一定提升。2016年，全国建制镇用水普及率83.9%，污水处理率52.6%，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46.9%；全国乡用水普及率71.9%，污水处理率11.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7.0%；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80.3%，比2015年末水平实现了一定提高。

从自然保护区建设看，2016年，全国自然保护区达2750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4733万公顷；从湿地资源保护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小区并存，其他保护形式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从水土流失治理看，2016年，全国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2041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62万公顷，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都较“十二五”时期有了明显改善。

五、经贸发展开拓新格局，对外开放迈入新阶段

2015年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高水平双向开放，营造和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一）进出口贸易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货物进出口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15年的24.6万亿元提高到2017年的27.8万亿元，年均增速1.9%。其中，出口总额从14.1万亿元提高到15.3万亿元，年均增速为4.1%；进口总额从10.4万亿元提高到12.5万亿元，年均增速为9.2%。

2013年起，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7年，我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5%，其中出口占比为12.8%，进口占比为10.2%。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增长最快的全球主要进口市场，进口增速比美国、德国、日本和全球分别高出8.9、5.5、5.4和5.3个百分点。在扩量的同时，我国出口产品正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型。2017年，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提高到28.8%，信息服务、广告服务出口分别增长40.4%和38.1%。

（二）“引进来”与“走出去”达到新水平

2015-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3833亿美元，201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更是达到1310.4亿美元，是2015年的1.04倍。截至2017年底，实有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近54万家，比2015年增加5.88万家，年均增长5.9%。

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200.8亿美元，是2015年的1.02倍，年均增长0.9%，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48万亿美元，较2015年底存量增长了7112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同时，我国对外投资形式日益丰富，由单一投资向兼并、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扩展，企业跨国并购日趋活跃，甚至已经形成了部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现代公司。

2015-2017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486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累计额的比重超过10%。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3630亿美元，占同期新签合同额的50.5%；完成营业额2308亿美元，占同期完成营业额的47.9%。

（三）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快提速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行发展的2015年时期，我国不断实现两大层次上的深度开放，着力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一方面，深度融入全球多边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下的全球多边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区域、双边开放，参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贸安排，发展自由贸易区等框架下的区域或双边经济关系。虽然遭遇一定的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回潮等不利因素，这两大层次的开放都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去年以来，我国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致力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六、民生改善成效卓著，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民生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果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提升。

（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比2015年增加4007元，年均实际增长9%。消费升级步伐加快。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2015年下降1.3个百分点，进入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比2015年提高0.01、0.004和0.005个百分点。

（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显著

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比2015年减少252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比2015年下降2.6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与全国农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5-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4%，快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

按现行贫困标准，2015年至2017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442万、1240万、1289万人，不仅每年减贫人数均在1000万以上，而且打破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脱贫人数逐年递减的格局。

（三）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

截至2017年底，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15亿人、11.77亿人、1.88亿人、2.27亿人、1.92亿人，分别比2015年水平增加了5700万、5.11亿、1470万、1300万、1400万人。全民参保登记信息库已基本建设成型，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0.88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2017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 （执笔：邹蕴涵）

三部门部署促消费稳增长 落实好个税抵扣政策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优化市场供给促进居民消费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着力扩大消费规模。因地制宜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智能新型汽车和家电的消费需求。

会议指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增大。优化市场供给、促进居民消费对于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和意义更加凸显。

会议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消费工作，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做好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消费工作，关键是抓好中央已出台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一是着力扩大消费规模。因地制宜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智能新型汽车和家电的消费需求；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支持优质工业品下乡。

二是着力提升消费质量。适应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以标准实施促进质量提升，统筹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高品质消费需求。

三是着力提高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切实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四是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快补齐道路、能源等建设短板，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大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完善消费后评价体系，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五是着力健全消费政策。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落实好健康、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用地政策落实力度，抓紧构建有利于商业零售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

会议要求，针对春节期间是居民消费最为集中的时段，各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春节市场供应保障工作，加强生活必需品和重要商品市场监测，强化组织调度和产销对接，发挥好储备吞吐作用，加大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操纵市场价格、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市场和价格平稳运行。要全力协调做好春运各项工作，确保重点物资运送到位，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利、满意出行。要加强宣传引导，稳定消费预期。

李伟：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与过去相比显著增强，但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大国，应该为人类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方案和力量。

一、坚持走好自己的路，继续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探索新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符合民意、体现时代要求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内涵相当丰富，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不迷信任何教条，不照搬任何模式，建立了符合自己国情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发展道路，建立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学习苏联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我们并没有全部照搬苏联的做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同样没有完全照搬这些国家的做法，没有搞所谓的“自由放任”，而是注重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克服市场的失灵，弥补市场的不足。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为持续推动现代化提供保障。现代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螺旋上升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旧问题又时刻面临新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始终需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过程。这三者关系处理得好，现代化就能持续推进；处理得不好，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二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却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较为成功的发展，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能够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约束，增强发展的动力；只有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才能推进改革和发展。

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不断扩大，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时期，政府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配置到中长期才能见到效益的战略性项目之中。在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政府充分运用宏观调控、监管政策和应急处置政策的组合，避免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实现了“无危机式增长”。

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始终保持中央政府对现代化的驾驭能力。现代化本质上是全体人民的事业，推进现代化必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拥有了越来越多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和空间，地方政府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进行改革试验和发展探索。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始终保持对现代化的驾驭能力，保证国民经济发展体现公众利益和国家长期发展要求，通过财政、产业、人事等政策，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维护全国统一市场，保持对人、财、物等发展资源的动员力，保持公共权力系统的政策执行力，从而保证国家发展战略和各种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注重国际合作和参与全球化，在开放中实现发展。中国在发展中一直重视自身发展能力的建设，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现代化。但是，我们也非常注重通过国际合作和参与经济全球化。1978年之后，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国门打开得越来越大，并于2001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通过开放，我们不仅引来了资本，扩大了市场，而且也学习了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了改革，完善了体制。

在发展过程中兼顾不同阶层的利益，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的包容性。现代化既是一个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自己的收入增长慢于平均水平而产生相对贫困感。如果不能很好地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就会引发社会矛盾甚至严重的社会冲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始终没有忘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始终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尽最大努力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切。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更加强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实践来看，中国在减少贫困、普及基础教育、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

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回顾历史，人类发展的进程就是一部合作与竞争、和平与战争相随相伴的历史，既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也有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一些重大冲突在相当程度上中断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死亡。人类为终结这些不幸，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二战之后，在全球层面，建立了联合国，成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关税贸易总协定。在这种全球治理框架下，世界维持了长达70多年的基本和平。

现在，人类发展又到了新的历史节点上，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既有难得的机遇，也有严峻的挑战：民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及其他极端思潮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蔓延，逆全球化势力抬头，部分主要经济体采取单边主义措施，全球治理秩序和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也日益严重地摆到世人面前。人类迫切需要在变革和完善既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基础上，寻求解决发展新问题新挑战的方案。

面对新挑战，各国必须密切合作、携手并进。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契合人类合作发展的要求，也能够兼容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助于解决当下的全球性问题，也有助于为人类开辟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有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内涵最为丰富、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最新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坚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反对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反对以经济制裁和军事恐吓激化矛盾，最终有利于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友好相处的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有利于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开放精神，倡导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有助于避免陷入“文明冲突”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有助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有助于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中国不仅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已经付诸行动。目前，我们正在推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些行动的具体体现。倡议提出5年来，我们推动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落地，扩大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和人员往来，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带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和就业增长，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新的繁荣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中央提出要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有助于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推动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繁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平均增速由金融危机前10年的4.2%下降到了金融危机后10年的3.36%。世界经济迫切需要迅速走上新的增长轨道，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的引擎作用。

过去5年，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2013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7%，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也对降低世界经济波动风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未来，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将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加快发展。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会为世界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承载全球近1/5的人口，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已成为全球经济体中增长快速、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之一，对稳定大宗商品价格、拉动原材料出口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进口货物和服务总额在全球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已经超过10%。中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巨大需求，也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世界其他国家将在中国发现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减轻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有助于形成包容、共享的发展格局，有助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总之，中国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为人类发展贡献的力量也就越大。

林毅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了四个“基于”、三个“伟大飞跃”、三个“充分证明”、十个“始终坚持”、九个“必须坚持”，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谱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书写了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形成了发展繁荣的“中国方案”。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56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8640美元，中国成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从经济总量看，中国在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有超过7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4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倡导的“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根据我国国情，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纵观世界各国，根据西方主流理论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主流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往往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何况西方主流理论也不断随着其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利用现有西方理论看中国改革开放难以自圆其说，利用现有西方理论来指导中国改革也经常事与愿违。

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和最大的实验。新的理论来自于不能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奇迹式的成就为开展理论创新提供了绝佳机遇，是理论创新的“金矿”。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理解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经济理论，揭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了解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和所需的制度保障，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高度重视并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的经验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2012年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回来以后，推动总结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这个视角所做的努力。

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坚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和学术中心。作为学者，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自觉来挖掘中国这座理论创新的“金矿”，提出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新性理论，唯成乃真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现“知成一体”的目标。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知识的时代，是广大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作为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始终坚持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运用国际上现代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方法，深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中的经济现象和发展经验，力争以理论创新，切实增强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信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一份力量。

服务业促进“六稳”的主要着力点

过去一年，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的作用下，我国服务业总体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18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逐季加快；从先行指标看，全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52%以上的景气区间，特别是其中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基本稳定在59%以上的较高水平。同时，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日益增强，带动2018年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93万人，超额实现全年目标。外商投资进一步向服务业集中，2018年前11个月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571家，同比增长87.3%，占全部的88.8%，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8.4亿美元，占全部的68.3%。服务出口能力也不断提高，2018年前11个月服务出口15802.9亿元，同比增长14.7%，快于服务进口增速4.7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低位徘徊。2018年二季度以来，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前11个月同比增速只有5.6%，低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0.3个百分点。二是服务贸易竞争力仍有较大不足。2018年前11个月，服务贸易逆差15807.7亿元，同比继续扩大，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引发的高附加值服务进口需求持续增长。三是服务业企业经营状况有所下滑。2018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8%，比全年最高的前两个月回落2.3个百分点。

展望2019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稳中有变有忧，服务业发展既面临多重机遇，也存在压力挑战。

首先，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将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使具有生产率优势的服务行业发展壮大。其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大规模地减税降费，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改善服务业的发展环境，提振服务业企业的信心。再次，结构性去杠杆对防控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出明确要求，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也将对相关服务业发展起到规范作用。

同时也要看到，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的规模，对国内产业发展所需的服务进口也有不利影响。

作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重点领域，服务业发展对2019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着力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嵌入制造流程的服务行业，围绕核心制造环节，提高生产精度和效能，支持服务型制造新业态发展，赋予最终产品更多服务功能，助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大力延伸“微笑曲线”两端的服务链条，鼓励开放式服务创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培育知识、创意、管理等无形资产，提高最终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

第二，推动放宽准入与加强监管联动协同。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为牵引，清理修改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及隐性壁垒，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享有同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待遇。根据市场发展需要和不同服务行业技术特点，完善必要的准入类职业资格，降低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服务质量提升。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推广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在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的同时，强化对市场主体经营和竞争行为的监管。

第三，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制的对接，保护外商在我国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方面的权益，可考虑允许更多服务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瞄准关键性制度创新，支持自贸试验区等平台大胆探索具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创新措施。对于适用广泛、较为成熟的试点经验，减少复制推广的层次和时滞，在更大范围释放改革红利。

第四，推动服务领域国企改革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取得新进展。加快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服务业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电信、铁路运输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进一步放开，推进承担特定公共服务职能的国有企业改革，具备条件的，可考虑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着力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高效地使用生产要素。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涛）

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一、如何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央的总体判断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个判断是客观准确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认识和把握“稳”“变”“忧”三个字。

正确把握“稳”的总体态势。从转型进程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稳步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经济发展质量在持续改善，2015年以来GDP增速连续15个季度稳定在6.5%-7%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回升，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从指标关系看，我国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一致，核心经济指标之间比较匹配。就业状况基本稳定，2018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左右，其中25-59岁主要就业群体调查失业率为4.4%，均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CPI同比增长2.1%，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从结构调整看，近几年，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大攻坚战，在去产能、去杠杆、控债务、控地产、强环保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短期产生了一定阵痛和紧缩效应，但经济仍然实现了平稳增长，并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深刻理解“变”的主要内涵。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全球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于重构关键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已达到40%，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50%，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在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理念、规则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和重构；全球经济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地缘政治、国际力量平衡、意识形态等都会而且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正处于百年少有之大变局。全球经贸环境之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扩张步伐放缓，主要经济体之间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减税政策效应减弱，资本市场大幅调整，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倒挂，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弱化，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长已显疲软，全球经济复苏周期似乎已经见顶回调，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产业转移之变，体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进入密集活跃期，产业链调整和产业转移出现新特点。前沿技术交叉融合，众多领域已处于产业化突破的临界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技术范式，这对我国参与全球分工和长期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加速向东南亚等区域转移的态势，而且出现了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苗头。风险特征之变，体现在新旧风险共存叠加，风险应对的难度和复杂度有所加大。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经济结构调整仍在持续，新旧动力转换仍在进行，旧的风险仍未排除，新的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部门、跨地域风险逐步凸显，在总需求趋弱的情况下，协调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难度加大。

充分重视“忧”的潜在影响。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着深刻变化，产生了新问题新挑战，增量问题与存量问题并存，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交织，特别是在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应对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化的过程中，有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遇到过，积累了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更多的问题前所未见，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重了市场和公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忧”。具体而言，主要是担心中美经贸摩擦改变我国发展进程，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我国被边缘化；担心实体经济困难，企业效益下降，就业压力加大，国内需求不足；担心国家政策的协调配合和落实效果难到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难以释放；担心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升级步伐受阻。这些“忧”是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闯过的关口。

二、理解当前形势要把握好三对重要关系

把握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洞察全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改革开放才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近几年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需要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作出正确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观大势、谋大事”，如果从长期历史趋势看，就会发现，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处于上升周期，我国顺势而为、对外开放，抓住了西方产业升级、产能输出的机遇，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恶化、生产率增长放缓等问题削弱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同时，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在孕育和兴起，全球新型治理体系正在重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国能够进一步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全面深化改革，勇于解决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真正办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继续以开放促改革，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塑造，我们就一定能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把握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显著的成效。当前，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的压力也很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要缓一缓了，对这种观点，我们要正确看待。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在供需矛盾中，矛盾的重点是供给侧。这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始终平稳保持6.5%以上的增长，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坚决实施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搞这些改革，不触动供给侧，不提高创新能力，不化解金融债务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不下决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而是简单地刺激需求，“水多加面、面多加水”，那么今天的经济会是什么局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信心和底气参与全球竞争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企业感觉到压力，正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同时也要看到，供给和需求对立统一，不能割裂。凯恩斯主义单纯强调刺激需求，而不触动生产关系，容易导致大水漫灌；供给学派过度强调改善供给，而忽视培育需求，容易导致供求失衡，放大波动。我们在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搞好需求管理。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求潜力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是一个在动态中不断达成新平衡的良性发展过程。

把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当前，我国外部发展环境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外部需求紧缩，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客观上对某些产业也有紧缩效应。面对这种情况，是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实实在在实现可持续增长？还是为了保护短期的利益，给长期增长积累风险？我们应该树立长远和全局视角，把着眼长远作为根本，不能因为缓解短期矛盾而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只要有利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措施，哪怕短期增长速度放慢一点，也要坚定不移地推动，不能为了短期过得舒服一些，增长数据漂亮一点，而让长期增长付出巨大代价。这方面，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严重教训的。西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苗头，但就是因为没有下决心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信贷扩张、债务扩张等途径，缓解暂时的压力，虽然短期内增长得到了持续，但积累的矛盾最终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要把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位。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速也不能过低，若持续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也不利，也会产生另一类风险。对我国来说，只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有条件和空间解决结构性矛盾。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主要矛盾，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央部署的三大攻坚战，就是充分体现了长短结合的思路。三大攻坚战的完成，必将为中国经济增长轻装上阵开辟新的前景。对企业来说，也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利用这个机会，苦练内功而不埋怨泄气，度过寒冬，积极迎接新的春天。

三、落实三大政策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

首先，市场微观主体创新活力不足，供给质量提升较慢。需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加强调公平竞争，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把市场微观主体的活力释放出来。其次，传统优势正在逐渐弱化，新的竞争优势尚未有效形成，产业链安全面临挑战。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使得我国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进一步暴露，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安全受到威胁，迫切需要加快优化提升，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形成发展新动能。再次，要素流通尚存障碍，国内外统一市场建设仍有巨大空间。需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此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也需要巩固，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2019年，我们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重点实施好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努力实现整体优化效果的最大值。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整，稳定总需求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个人综合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和加计六项扣除，对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采取普惠性减税，已经落地实施；1.3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提前下达，全年还将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努力破解“宽货币、紧信用”的困局。结构性政策主要是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性、选择性向普惠性、功能性转换，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实施就业优先政策，着力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加快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确保守住群众基本生活底线。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作者：李伟）

加快营造与新工业革命相适应的创新型产业组织生态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只有通过与之相匹配的先进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组织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应有的效能。中国已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庞大、配套能力强的制造业体系，但仍然存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不高，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等方面的问题。抓住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产业组织创新变革的机遇，积极打造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制造与服务之间开放创新、协同融合的产业组织新生态，将推动形成制造业高效率、差异化、高质量的新供给能力，进一步重塑中国制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产业组织模式变革

新工业革命加速生产组织方式向专业化、社会化、网络化、协同化、定制化、平台化转型。

1.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成为生产组织方式的新特征。在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下，大规模流水线式集中生产是生产组织方式的主流形态。随着数控化、智能化生产设备的普及应用，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精益化程度，促进了生产组织小型化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众包平台、3D打印和创客空间的兴起，使得生产组织朝着更加灵活的小批量个性化、分散化、社会化生产转变。目前3D打印已实现从单一材料到多种复合材料的技术突破，正处于大规模量产的前夜。《创客：新工业革命》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曾经这样描述：今天的创客类家庭手工业不用将产品销售给控制着通往市场之路的工厂，而是通过自己的网站或是易贝（Ebay）等网络平台直接销售给全球消费者；也不用再像19世纪的前辈们那样坐等工厂订单，而是发明自己的产品、寻求建立自己的微品牌；更不用与商品市场中的廉价劳动力打价格战，而是凭借创新取胜。

2.可重构生产系统取代刚性生产系统、大规模定制取代大规模生产而渐成主流。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下，刚性的生产制造系统难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当工业生产逐渐步入智能互联的工业4.0阶段，集成了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可重构制造系统，提高了生产线的智能化、柔性化水平，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规模化定制和敏捷制造。以全球领先的白色家电供应商青岛海尔为例，其在沈阳的互联工厂，一条生产线可以支持500多个型号产品的大规模定制，生产节拍缩短到10秒一台，订单周期从15天压缩至7天，是全球冰箱业承接型号最多，生产节拍最快的工厂。其在佛山的互联工厂，一台洗衣机从下单到下线，最快可以2个小时完成。

3.大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垂直一体化模式逐步演变为模块化网络化协同化的产业组织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确立了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以规模经济和成本竞争导向为核心，造就了大企业为主导的供应链垂直整合模式。正在兴起的新工业革命以人、机器、资源的智能互联为主要特征，进一步提高了供应链内企业之间、不同供应链之间信息的交互性和协作能力，推动产业组织由纵向一体化走向纵向分离。由此形成的模块化、网络化组织形态进一步增强了生产组织的灵活性和市场需求的匹配能力。众包、众设、网络化协同研发、协同制造等进一步强化了资源的有效协同。

4.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化、融合化。首先是制造企业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发展为数字化、网络化企业。如波音787飞机的设计生产使用了8000多种软件，其中有7000多种是由美国波音公司自行开发；又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一家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然而该公司每年编写的软件代码数量超过了微软公司；再如德国西门子公司是世界工业巨头，现在位居全球十大软件公司之列，是世界最大的工业软件公司之一。在软件定义世界的时代，未来每一个企业都将是软件公司、互联网公司。其次，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制造业演进的重要趋势。目前通用电气公司、IBM、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罗克韦尔自动化等领先制造公司来自服务的收入已经占到公司总收入的50%以上，并且服务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远超过产品的贡献率。

5.企业组织扁平化，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传统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因严重制约了沟通协作的效率，加速向扁平化网络化组织管理模式转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具有开放、协作、共享等特征，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交易成本，在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社交媒体等诸多领域获得了较快发展。根据阿里研究院与德勤研究联合发布的报告，截至2017年7月，全球十大平台经济体市值已经超过十大传统跨国公司，预计中国平台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突破100万亿元。

产业组织变革带来的重构性影响

1.从创新活动看，多主体协同创新、开放式创新重塑了创新的组织形态，创客和创客空间重新定义了创新的生态系统。人们传统印象中由大公司主导、科研人员为主体、主要集中在实验室内的垂直整合创新模式，转向了完全以用户为中心、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创新的2.0时代。特别是互联网开放式创新平台极大地加强了创新的组织力，为大中小各类企业整合外部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创造了条件。围绕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进一步形成了创新创业的组织生态。

2.从运营模式看，核心企业对价值链的运营转向对价值网络的运营，价值创造的规律出现新的变化。根据网络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一些平台类企业正是基于这一点将网络外部性的价值创造效应发挥到极致。脸书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社交平台，自2004年2月推出以来仅用了11年时间，市值就超过具有百年历史的通用电气公司，到2018年3月该公司市值超过4500亿美元，位列全球公司市值第8位。

3.从竞争规则看，内部规模经济日渐弱化，范围经济对效率提升的作用显著增强，产业链竞争转化为产业生态的竞争。同一企业内部小批量、多品种的范围经济将逐步取代单一产品大规模生产的规模经济而成为主流，此时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将不再是少数的大企业，而是聚合了群体创造力量的网络化生态。由于客户能够通过网络交互系统参与设计、定制，并拥有对产品形态、功能更多的话语权，由供给主导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将逐渐被差异化、个性化竞争所取代，产品定制化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核心价值掌控能力成为影响竞争的关键。

4.从市场格局看，企业关系由竞争走向竞合，出现了竞争性垄断市场结构，跨界冲击将对许多行业产生重构性影响。互联网经济本质是一种协作经济，随着生产小型化、专业化的增强，同一网络组织内的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超越了竞争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将成为企业之间关系的一种常态，企业战略联盟等新型合作组织不断涌现。此外，由于网络经济条件下市场进入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加之激烈的技术竞争和平台垄断的共同作用，出现了竞争性垄断的新型市场结构。行业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整合资源、获得垄断地位的情况将更加普遍，特别是跨行业、跨领域的并购重组将给现有行业竞争格局带来颠覆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以汽车为例，随着新企业加入到生产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行列，汽车产业将面临从能源动力到生产制造、运营、使用全方位的重构。

当前中国产业组织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多数领域企业发展水平低小散弱，行业集中度不高。具体表现为大企业占比不高，尤其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产业链整合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许多中小企业存在技术工艺水平低、产品低端同质化、经济性和盈利能力差等方面的问题，行业整体竞争力不强。这种情况反映出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如中国拥有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超过1300家，2017年集成电路设计业销售收入约2000亿元，前十家企业市场集中度约为39%，而全球集成电路设计前十家集中度超过76%。

2.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企业同质化竞争多于差异化竞争。中国制造业在很多领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在产品、零部件、设计、工艺、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程度有待提高。以机械工业为例，很多企业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特征，长期以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许多本应具有规模经济性的产品形成不了规模优势。一方面，大企业“大而不强”，难以形成像大型跨国公司一样具有竞争力的“航母级”企业战斗群；另一方面，小企业“小而不专”，不利于形成大量在细分领域具有显著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单项冠军”。

3.平台经济等新兴组织模式有待引导规范，跨界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由于互联网平台经济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跨地区、跨领域，用户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平台主体复杂多元化等，使得传统的分行业管理体制、监管手段和针对单一主体的监管模式难以跟上新业态发展的需要。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的假冒伪劣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汽车共享出行平台不断暴露出安全隐患。此外，还有平台企业滥用垄断地位，“零工”权利缺乏保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泄漏等问题；平台之间也有为争夺市场而实施价格战的乱象。特别是分部门、分行业的准入管理模式和属地化、差异化监管体制难以适应跨界融合型新业态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积极打造开放融合的产业组织新生态

1.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环境，鼓励支持产业重组和跨界融合。一是顺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从环保、节能、质量、安全等方面进一步提高相关技术标准，推动企业出于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需要的强强联合或并购重组，倒逼产业竞争力提升。二是彻底消除制约跨行业、跨地区重组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GDP统计和地方税收分成机制。三是围绕融合型新业态发展的要求，进一步革新理念、创新监管，从跨领域准入的门槛要求、管理体制的衔接、跨领域政策的融通等方面大胆探索。

2.引导企业以智能化生产方式为引领，主动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管理变革。一是依托企业技术改造专项、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等政策，加快推进企业生产制造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二是支持发展一批工业4.0和数字化工厂示范项目，促进企业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管理等系统的无缝对接。三是引导企业探索网络化虚拟化的生产组织模式，以智慧供应链建设为抓手，以关键数据为核心，整合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价值流，开展企业流程再造，形成系统化、集成化、敏捷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3.高质量建设众创平台和创客空间，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集群。一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的众创众设模式实现国内外研发、设计、创意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制造企业研发设计能力，帮助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健全和完善众创空间发展环境，通过线上与线下制造资源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实现创新创意到产品的转化，带动一批创业和就业，进一步活跃制造业创新生态。

4.积极构建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造业新生态，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协同。一是支持大型工业企业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借助制造即服务的理念，将众多制造企业的制造资源整合起来，积极发展网络化协同制造，通过虚拟化接入和以服务的形式实现制造资源共享、能力众包。二是支持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发展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的定制服务，将大规模定制模式与众创、众设等创新组织模式结合起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发展成为面向行业或跨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协同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集群生态。

5.支持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营造富有活力的平台经济生态。一是加强平台经济有关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个人信息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共性问题的治理，完善平台分类监管体系。二是科学把握平台经济业态的特点和运行规律，改革和优化传统监管架构和监管方式，重点完善公开、统一、透明的准入规范，加强部门的协同监管，综合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三是鼓励平台企业和平台相关主体共同参与平台治理，促进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价值共创。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课题组 王燕）

要情文摘

科创板和注册制即将到来

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问题】我国A股现行IPO标准仍是传统工业版，无论是主板、中小板，抑或是深交所创业板，其IPO标准都过度强调企业的历史盈利水平及净资产规模，却淡化了企业在营收及估值上的高成长性。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今天，中国股市更需要一个中国版的纳斯达克，为中国的新经济和创新企业助威发力。要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着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目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A股市场并没有留住互联网这一代新经济企业，国内的投资者无法享受中国互联网企业高速发展的红利，创新企业也难以在A股市场获得融资，扩大发展。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A股市场发展包容性不足是其中之一。除了盈利方面，在股权设置方面，科创板或将更加宽容。中央深改委会议通过了上交所设立“科创板+注册制”的《总体实施方案》和《实施意见》，标志着春节之后“科创板+注册制”有望推出上市标准和具体交易规则。这一进程，将会明显快于市场的预期，也会早于市场预期。

【对策】会议指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要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包容性，着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稳步试点注册制，统筹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科创板和注册制是2019年资本市场的焦点事件。科创板和注册制是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寄托着党和国家的重大期盼，肩负着国家未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动器的重任。

我国今年将出六项实招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月16日在国新办举行的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今年将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8个字上下功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强基础、调结构、促融合。

【问题】2018年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市场情绪波动、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国宏观经济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下进入新的阶段。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进，决定了2019年中国经济运行既面临巨大压力，也具有新的机遇。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经济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从外部看，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冲突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这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对策】今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重点推出6项实招。一是多维度建立健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体系。重点是政策体系、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来引导地方、行业和企业保持工业合理发展速度。二是聚力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重点是巩固去产能成果。下一步将继续支持重点省份钢铁去产能，持续优化钢铁产业布局。同时，严禁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新上项目扩大产能，严控电解铝新增产能。此外，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以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为重点，发布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支持企业实现技术升级。三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继续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公共技术研发平台，为企业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要推动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并扩大到所有企业这项措施。四是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五是努力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负担。一方面，创造更好条件，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专注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另一方面，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持续降低制造业用电、用水等成本。深入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专项行动，督促各地区和相关部门按时间进度完成清欠任务。六是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重点落实汽车、船舶等行业的开放政策，促进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

财政部：继续实行对农贸市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近日，为进一步支持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财政部印发《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2号），决定继续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给予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通知》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他产品与农产品交易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征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通知》明确，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指经工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现货批发或零售交易的场所。农产品包括粮油、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品、调味品、棉麻、活畜、可食用的林产品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确定的其他可食用的农产品。享受上述税收优惠的房产、土地，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通知》强调，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租赁协议、房产土地用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

内部报告

盛松成：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目前大部分人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较为悲观，但我们认为二季度以后经济有望企稳，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前低后高”。最近的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变中有忧”说明高层对经济下行压力有了清晰的认识。中国的国情是执行力特别强，只要认识正确，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扰和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我们判断，目前我国经济已在底部区间运行，中美贸易摩擦大概率阶段性缓和，我国投资可能加快，并且结构逐渐优化，而消费也有望回升，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采取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从消费、投资、对外贸易和相关政策措施看，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一、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是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投资和净出口在我国GDP的增长中占较大比重。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在逐渐上升。2018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目前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超过85%，到2018年只有32.4%。如果经济永远靠投资拉动，那么不可能转型成功。净出口对于GDP的贡献，曾经也是两位数，现在已经是-8.6%。当然，我国对外贸易依然是顺差，只是顺差有所收窄，导致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为负。我国贸易顺差收窄的一个鲜明特征是货物贸易顺差减少的同时，服务贸易逆差扩大，这是我国居民对服务业需求增加的一个表现。居民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也是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增加的重要原因。最终消费对GDP贡献曾经只有40%左右，2018年达到76.2%，10年来提高3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可见内需一直是比较旺盛的。

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4.2%，比2017年提高1.6个百分点。尽管因为周期性的原因，消费下行周期中可选消费受损较大，而必选消费比较稳定，但从长期结构性因素观察，物质需求增长达到一定的瓶颈后增速将放慢，而服务需求却不存在这个问题，服务类消费恰恰是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的部分。从CPI的结构看，2018年，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2.2%，医疗保健上涨4.3%，超过总价格水平2.1%的同比增速，说明服务类消费对物价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加。中国人均期望寿命已从1978年的66岁提高到目前的76岁，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对医疗、养老的需求快速增长。此外，2018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增速（6.7%）、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增速（16.1%）等，明显快于人均食品烟酒（4.8%）和衣着（4.1%）消费增速，也充分说明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有很大潜力，这对于稳定消费非常有利。经济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17年平均为63.8%，我国仅51.6%，较平均值低12.2个百分点。由于我国服务业采用收入法统计，核算不全易造成增加值低估，服务业占比实际可能在55%左右，但从全球看依然很低，仅比印度（48.9%）略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均GDP已达到9000美元左右，而印度则不到2000美元。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是远低于美国（82.6%）。实际上，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密不可分的。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版权、销售、服务，绝大多数是生产性服务，是中国目前最薄弱、最需要发展的环节。没有高科技和优质的服务业，就不可能有先进的制造业。2018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2.2%，较2017年提高0.6个百分点。未来我国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提高，这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驱动力。

现在对消费增速的不确定性在于，消费能力有所削弱，人们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对消费者信心构成伤害。例如，尽管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负债率仍不算高，但必须承认中国居民负债率已经不低了。这也是应当坚持调控、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2018年消费数据下行领先房地产销售数据下行，可见高房价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在大方向上坚持房地产调控，控制住房价，将有利于消费企稳。此外，减税也有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刚刚出台的减税政策，针对的是最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即二十岁到四十岁的青年。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个人所得税扣除对这部分人群具有很广的覆盖度，减税将有助于增强消费能力。我们预计2019年还会出台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

还有一个积极的变化，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已相当于甚至高于GDP增速，收入分配开始向居民转移。同时在细分消费领域，即便是在2018年的情况下，包括医疗卫生等服务型消费领域都有比较强劲的增长，说明我国消费升级的后劲是充足的。事实上，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已经较11月份回升0.1个百分点。若扣除汽车和石油制品，则较上月回升了0.6个百分点。12月汽车销售同比下降1.2%，降幅也开始收窄。汽车是价值较高的消费品，且价格敏感度很高，在汽车厂商主动去库存的背景下，预计促销会对汽车销量起到促进作用。发改委官员近期讲话谈到鼓励消费的政策，若政策落地，更有助于消费企稳。

另一个有利的变化是，近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开始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201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7.8%，而农村居民纯收入名义增长8.8%，整整高了1个百分点。反映在消费支出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10.7%，比2017年加快2.6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的6.8%高了近4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人均支出同比增速也加快了0.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快于城镇居民，这也是中国消费的潜力和韧性之一。

那么，消费者是否能够较快恢复信心？历史上，从政策出台到实际影响经济一般有几个月的时滞，但是本轮下行对消费能力影响较大，信心恢复可能需要稍长的时间。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转向开始算起，消费的恢复则预计在2019年二季度左右。

二、投资增速可能加快

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有较大重叠，民间投资约占制造业投资的80%。

首先，基建投资反弹的确定性较强，将带动投资增速回升。长期以来，投资主要靠基建拉动，基建投资增速一度超过25%，但最近一年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快速下降，2018年仅3.8%，而2017年为19%，增速回落15.2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投资。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和去杠杆导致地方政府资金紧缺，从而拖累了基建投资增速。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今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1.39万亿元，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地方政府就可以负债进行基建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专项债发行，明确基建增量资金来源，“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2018年10月和11月，中央投资项目连续两月大幅增长，增速达252.6%。10月份以来，发改委加快项目的审核备案，当月审核备案项目金额增长1.04%，为2月份以来首度转正。2018年12月以来，发改委批复了上海、杭州、济南、重庆等地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涉及投资额约4700亿元。这些省市政府的实力普遍较强，预计批复后相关项目有望较快推出，对拉动基建投资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当然，基建投资发力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是政府的债务负担。2018年我国GDP规模超过了80万亿元，中央赤字规模大约15万亿元，地方政府负债则为30-40万亿元，政府债务总规模约55万亿元，不到GDP的70%；而美国政府赤字超过GDP的100%。如此比较，中国政府杠杆率并不算高。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是有收入来源的，例如，很多地方平台和国企都有盈利，偿债能力比仅靠税收的美国政府要强。因此，可以适度提升我国赤字率。

总体看，地方政府专项债作为基建资金来源的主要增量之一，有助于解决没钱干的问题。政治局会议指出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将解决不想干的问题。考虑到2018年基数较低，2019年基建投资反弹的确定性较强。

第二，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9.5%，而2017年仅增长4.8%。尽管如此，民间投资少、民间融资难、融资贵仍常见诸报端。小微民营企业确实很困难，但近来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提高，形成头部效益，大企业投资在增加，且一个大企业投资超过上百个小企业，所以民间投资增速不低。目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已经得到高度重视，预计未来也有望改善。

从制造业投资结构看，改建大于新建，新建大于扩建，这往往代表着产业升级的趋势，结构上的升级换代，而不是简单的扩大产能和补库存。

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投资看，2018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16.6%、15.4%、15.4%、13.4%和8.6%，显著高于5.9%的平均增速。这些与高新技术和创新密切相关的五个行业贡献了制造业投资增长的近50%。与此同时，传统的纺织业、食品等增速比较低。

因此，我国经济正在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转变。先进制造业发展比较快，但由于目前高新技术总量不够大，中国的先进制造业真正在总量上占主体地位仍需时日。

第三，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不会大幅下降。房地产投资2018年增速是9.5%，而2017年是7.5%，提高了2个百分点，尽管房地产这么严厉地调控，但房地产投资还在增加。

我们预计2019年房地产投资不会大幅下降，这是因为，第一，我国目前房地产库存水平较低。2018年末，我国商品房的库存已经降到2013年的水平，按照狭义的计算口径，目前库存只有两个月左右。第二，我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在“房住不炒”的方针下，平稳房价、建立长效机制需要增加供给。加上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的投资，预计2019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不会低。

三、对外贸易不必太悲观

2018年12月份，我国进口金额和出口金额同比负增长，增速分别为-7.6%和-4.4%，这表明抢出口效应大幅衰减，预计2019年一季度进出口的压力仍将较大，但后面几个季度压力将有所缓解。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有望阶段性缓和。中美重开贸易磋商，并于2019年1月7日举行副部长级贸易谈判。此前，中美双方都对缓解贸易紧张关系发出积极信号。需要关注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趋于稳定，近期还大幅升值。1月22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价报6.8103。这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2018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也由降返升。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仍将是长期的，但阶段性将有所缓和。

二是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多元化特征。欧盟、美国和东盟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2018年，三者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约为15%、14%和13%，我国对欧盟、美国和东盟的进出口分别增长7.9%、5.7%和11.2%。此外，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3.3%，其中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希腊进出口分别增长24%、23.2%和33%。而我国进出口的商品结构也在持续优化，2018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8.8%。总体看，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必太悲观。

四、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将使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回升

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特别重要。最近一两年的金融强监管和去杠杆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和M2增速均大幅下降。2018年末，M2同比增速为8.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9.8%，创历史新低，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去杠杆和表外融资大量萎缩。而随着金融去杠杆逐步到位，这一趋势将会扭转。

金融去杠杆的目的是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的空转，表现为减通道和表外融资表内化。M2增速的下降是从2017年五、六月份开始的。M2既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存款，也包括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前者反映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后者则主要是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流转。在金融去杠杆初期，M2增速因为后者的减少迅速下降，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差距扩大，而原本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和M2增速往往是保持同步的，从历史增速看，相关系数曾达到0.88。2018年年中，金融去杠杆导致表外融资大幅收缩后，才引起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大幅回落，随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也持续下降。但是，合理适度的影子银行是银行正常贷款的补充，它往往是小微企业贷款的渠道，不应将其赶尽杀绝。不久前易纲行长也指出，依法合规经营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市场的必要补充。

目前，人民银行已经推出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措施。例如，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本质都是促进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

今年1月15和25日，人民银行分别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既不大水漫灌，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促进金融机构贷款。一方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年利息1.62%，相比较MLF 3.3%的利率水平，降准将使商业银行的成本大幅下降，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促进商业银行增加企业贷款。另一方面，存款准备金下调以后变成长期资金，替代了MLF和SLF等中短期工具，可以激励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另外，永续债补充资本金的政策，也为银行增加贷款创造条件。贷款增加本身就是信用创造的过程，随着贷款、表外融资、地方政府债务的回升，同时考虑基数效应，预计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将回升。

财政政策对促进需求也至关重要，因为货币层面的缓解在2018年8月份就开始了。应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一步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应松紧适度。所谓的松紧适度是一个区间，太紧的时候需要松一点，过松的时候需要紧一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相互配合，通过定向调控，疏通政策的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淤积在商业银行和房地产。我们认为，不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相互协调，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也要相配合。相信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会逐渐恢复。

从政策实施到实际影响经济需要一段时间，尽管由于多方面原因，本轮调控的时滞会比以往略长，但不必过于悲观。我国经济二季度有望企稳。

政策借鉴

上海：新经济企业享“全生命周期”服务

近年来,一批新生代的新经济企业在上海诞生、成长并完成全球化布局,有别于过去传统企业做大做强后将总部设在上海,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总部现象正在上海成型。

新经济企业的崛起,对政府服务和监管也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针对这些企业的特性,上海创新了一系列政策,实现针对企业从注册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打造“新经济之城”。

普惠受益：闭环服务便利企业“新陈代谢”

对于新经济企业而言,涉及范围新、迭代扩张快等特征,对政府“放管服”提出了新要求。让新技术、新模式、新产品在这里率先落地,上海提供了一整套“新菜单”。

——先看注册。人工智能、云计算、可穿戴设备……这些新行业在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常常找不到归属,落户只能去蹭其他行业的“顺风车”。如今在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编制了《上海市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市场监管会同科委、经信委、网信办等与新行业监管密不可分的主管部门,结合窗口接到的需求,共同讨论哪些行业是有代表性、趋势性和创新性的,将其纳入目录中。

——再看注销。今年1月,上海注销企业“一窗通”网上平台正式上线,企业注销实现“网上下单”,通过平台办理,全面掌控全流程,预计注销时间可缩短三分之一左右。“双创型企业相对新陈代谢更快,过去注销时间长、程序多,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时宁愿成为‘僵尸企业’,增加园区管理成本。新政策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提供了相对简便的流程,节约了成本。”双创园区长阳创谷总经理助理侯伊磊说。

精准对接：创新制度供给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诞生于上海的新经济企业有着独特的基因:这些企业覆盖衣食住行娱育等多个方面,让高新技术更快地赋能城市生活,助力城市迈向更精细化的管理。但这种基因在加速技术和生活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独特的痛点。

涉及“互联网+”,不少新经济企业都有开设更多分支机构的意愿。过去,每新增一个网点地址,注册时间都需要1个月。现在只需在营业执照上新增地址,当场就可完成备案。“一照多址”的政策,大大降低了企业网点扩张的时间成本。

在上海长宁试点的“一照多址”,就是针对“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开展的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一次尝试。顺应消费升级,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要求贸易更加便利化。传统检验监管模式,每批进口商品都需要“逐批查验”“先检后放”,导致生鲜货品“还未上货架已过保质期”。2018年落地上海长宁区的“验放分离”试点,通关速度实现“零等待”。

平均每月进口量从2018年一季度的3万瓶,迅速增长至2018年11月的14万瓶,对于纳入试点的贸易企业纽仕兰新云而言,鲜奶上架从最快8天缩短到72小时。

前沿探索：政府部门陪着新经济一起创业

浦江水暖,创新者最有发言权。《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办法》立法工作启动,进一步加大数据开放力度,就让云计算服务企业优刻得创始人季昕华深有感触。

“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推动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甚至跨前一步,探索建立一个开放、透明且可操作、可监管的跨境数据流通体系,这些最前沿的课题,上海的监管部门正在试图破题。”季昕华说,作为诞生在上海的民营云计算企业,期待更多参与这种融合。

如今,陪着企业一起创业、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上海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的共同选择。在浦东,今年将充分利用设立科创板的重大机遇,积极推动更多本土科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壮大;在徐汇,人工智能“新地标”AI　Tower崛起,针对企业需求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在杨浦,政府部门把公共服务搬进了集装箱,设立在创业园区门口;在青浦,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探索区域营商环境整体提升,打造对内开放“新大门”……

上海正积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努力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秉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理念,为新经济企业发展提供更优服务,鼓励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脱颖而出。

• [编辑：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