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0期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我国政府投资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国务院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

五部门发文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宁吉喆：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刘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澄清当前宏观经济讨论中的几点认识

要情文摘

今年将推进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我国将从四个方面扩大就业

新能源长期依赖补贴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国务院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内部报告

刘明彦：中国应以结构性改革化解老龄化难题

黄奇帆：冰火两重天的经济格局有哪些新趋势

政策借鉴

全国首个注销企业“一窗通”上线

经济分析

我国政府投资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研究

政府投资管理按照管理对象划分，主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界定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的边界，以明确政府投资范围、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为核心内容；第二个维度是加强政府投资体制管理，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科学决策、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投资结构为核心内容；第三个维度是提高投资宏观调控水平，以扩大功能性投资政策、提高投资综合服务能力为核心内容。

当前我国政府投资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一是政府投资边界的约束效应较弱，政府投资越位、缺位现象并存。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尚未形成，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仍然比较困难。二是政府投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有待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看重形成实物工程量，对基础研究、教育培训等无形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够。地方政府投资能力有待强化。三是投资调控过于偏重选择性政策，对功能性的投资调控政策却很少使用。投资综合服务能力相对较弱，政府部门主动服务意识有待提高。

一、政府投资边界的约束效应仍然较弱，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限制仍然存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再次明确，政府投资资金只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原则上不支持经营性项目。但在政府投资的实际运行中，边界的约束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政府投资越界介入竞争性领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在边界内领域，政府投资不足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一方面，《对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指出，现在全国各级财政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总额近万亿，还有相当部分是风险投资基金。许多基金直接或间接进入竞争性领域，既挤压了民间投资基金，政策目标也未收到预期效果。政府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竞争性领域，将直接挤压民营企业市场空间。政府以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间接方式进入竞争性市场，这些政府优惠天然地更容易被国有企业获取，造成政府行为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效应，不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于人力资本、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力度仍然不足。政府投资往往更注重于形成实物工作量，对职业技能培训、教育提升、信息系统建设等重视程度不够。囿于缺乏有效的风险投资认识和体制障碍，政府投资对前沿性、高风险的高新技术领域也往往涉足不多，导致基础研究上政府投入不足，开发研究上政府投入略有过度。

在市场准入方面，民营企业并未享受到和国有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民营资本进入的“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问题仍然存在。所谓“弹簧门”，是指民营企业刚刚涉足某一行业领域，又被一些市场准入和进入门槛等“硬性政策”弹出的现象。所谓“玻璃门”，是指看上去似乎是没什么限制，但民营企业实际上就是无法进入。所谓“旋转门”，是指表面上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但暗藏着某些选择性条款，又把民间投资推了出来、挡在门外。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比如邮政、通信、广电、电力和金融等，国有企业更容易取得准入许可，也更容易得到较为宽松的管制。民营企业在试图进入前述行业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受到监管的限制。在A股上市公司中，银行、非银金融、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行业民营企业的占比明显较低。此外，2016年门类行业中民间投资比重较低的行业主要有：电热燃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6.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2.6%），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5.6%），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2.7%），教育（26.4%），卫生和社会工作（39.1%），基本上都集中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一类是竞争性领域中存在着数家大型的寡头垄断央企，比如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第二类是竞争性领域中存在大量的地方国企，比如道路运输业；第三类是公共服务领域普遍存在着大量的事业单位和国企，比如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公共设施管理业。

二、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有待完善，央地投资结构有待进一步理顺

政府投资项目是政府实践其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为了适应和推动国民经济或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社会的文化、生活需要，以及出于政治、国防等因素的考虑，由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发行国债或地方财政债券，向证券市场或资本市场融资，利用外国政府赠款，国家财政担保的国内外金融组织贷款以及行政事业性收入等方式独资或合资兴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承担决策部门的角色，各级财政部门和审计署承担资金管理与监督部门的角色，各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实施监督部门的角色，项目建设单位承担资金使用部门的角色。按时间维度来划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分为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事后管理。研究发现，我国政府投资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项目事前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政绩工程、盲目投资屡禁不止。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具有无偿性，资金管理者没有还本付息压力，反而这种项目的实施能体现“政绩”、甚至有谋取个人经济利益的好处，很容易诱发申请项目建设的单位对有限的项目投资资金的争夺。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投资资金先是切块分配，项目的确定不是“自下而上”需求形成，而是“自上而下”政策推动，带有主观性或领导项目，对项目的分析和论证不够充分，造成部分项目不能按期建成投产和效益较差。此外，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投资往往承担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任，经常造成政府投资项目未经充分论证便匆忙上马，政府投资项目决策比较随意。其次，项目事中管理能力有限，工程质量存在隐患。由于政府投资项目所有者、管理者、监督者以及建设者分离，没有人对政府投资项目真正负责，导致层层转包、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工程质量存在重大隐患。部分政府投资项目仍然未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项目招标投标制、项目合同管理制、项目工程监理制等“五项制度”。政府项目招投标不够规范。部分工程项目将招标范围限定于主体建筑工程，而依法应招标的配套附属工程则直接发包，或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逃避招标。部分工程项目招投标存在恶性压价，以“价低者得”。违法围标串标，轮流坐庄现象未能有效禁止。再次，项目事后绩效评价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一些地区和部门“重投入、轻管理”“重使用、轻绩效”的意识还没有根本转变。绩效考核主要以项目为主，忽视对政策和部门整体的绩效考核，也未能全方位覆盖到政府预算、部门预算、政策项目上。绩效评价标准也有待改进，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不够成熟。现阶段政府投资项目评价偏重于经济效益、直接效益、短期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生态效益、环境效益、长远效益；偏重于可计量的经济效益的评价，轻视对不可量化问题的分析评价，忽略深层次的管理问题。

政府投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看重形成实物工程量，对基础研究、教育培训等无形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我国政府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以及贷款贴息等。政府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国防、外交、政权建设等，这些领域由政府直接投资、直接管理。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主要用于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但存在市场扭曲的领域，政府投资的介入能够起到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引导投资、培育市场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投资引导基金等政府投资方式还有待规范发展，亟需在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和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上取得平衡。以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为例，目前已经成立运营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普遍存在着明股实债问题。政府引导产业基金运作过程中，通常作为劣后级出资方的财政资金为较大规模的社会资金提供风险补偿，通过风险投资基金形成杠杆，甚至多层嵌套，存在使风险投资基金异化为事实上的债务融资平台的风险。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包括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基础设施基金等）共设立达1501只，总目标规模超过9.5万亿元。此外，政府投资过于看重实物工程量，对基础研究、教育培训等无形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够，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理念尚未真正形成。而恰恰是“人力资本”——个人的潜能——将是任何国家可以为其国民的未来繁荣和生活质量所作的最重要的长期投资。服务业生产特点也决定着软要素（人力资本、教育、知识等）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导致投资决策信息不准确，影响投资效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这关系到提升政府的执政和施政能力，更事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错配的情况长期存在。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重偏小。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地方没有担负起相应的支出责任；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规范；有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缺乏法律依据，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形态，政府投资将更多向教育、医疗卫生、健康养老、就业保障等领域集中。地方政府在民生服务领域有着天然的信息优势，投资决策更为合理、科学，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投资审批权限下放、投资资源从中央向地方下放。然而，当前我国中央政府仍占有较大的投资资源分配权，突出表现在中央部门投资审批权限仍然较大；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有限，地方政府投资财力不足；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规模庞大，导致地方热衷于跑部钱进。

三、投资调控过于偏重选择性政策，投资综合服务能力相对较弱

投资政策是指国家对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的政策。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投资调控政策都是选择性的，或者称歧视性的。比如，针对特定行业的投资补助、针对特定行业的资本金比例调整、针对特定行业的研发投入支持、针对特定行业的低价土地供应等。同时，功能性的投资调控政策却很少使用，比如利率机制、普惠性的税收优惠制度、普惠性的投资贴息等。实质上，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投资调控应该是为投融资双方提供良好的、高效率的投融资环境，投资调控重点应该着眼于总的投融资规模（储蓄向投资转化多少）、投融资渠道、投融资方式（储蓄向投资如何转化），而不是过多地涉足投资结构。当然，投资调控偏重选择性政策，与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偏重选择性、宏观调控政策偏重追赶、积极主动作为是分不开的。

政府的投资综合服务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投资领域简政放权不到位、不协同。投资项目管理仍然存在着核准范围大、前置条件多、核准条件和标准不明确、审查周期长、中介服务不规范、权限下放不同步等问题，项目备案在实际操作中成为变相行政许可的问题也较为普遍，严重影响企业投资和群众创业创新。二是过程服务不到位。项目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高，“一站式”受理、“全流程服务”难以真正落实。政府部门公开发布政策信息、投资信息、中介服务信息的主动性不强，服务意识有待提高。三是事中事后监管依然面临不少矛盾和瓶颈制约。突出表现在理念转变不到位、法规制度不到位、流程规范不到位三个“不到位”和方式手段跟不上、力量能力跟不上、部门协同跟不上三个“跟不上”。 （执笔：胡祖铨）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认清我国长期向好发展前景。这为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短期经济的增长速度将稳中趋缓，但从中长期看，我国仍然面临相对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忧。

第一，总体平稳。之所以说总体平稳，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指标的表现。一是经济增长基本平稳。经济增长情况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观察，其中最重要的是GDP，代表总体或者综合的增长情况。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6.7%，根据DRC的初步预计，2018年全年增长6.6%左右，符合预期目标。二是物价水平保持基本平稳。2018年1至10月份CPI温和上涨2.1%，全年预期目标是3%左右。三是就业和收入情况保持基本平稳。失业率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延续了2018年上半年以来的平稳增长态势。四是国际收支状况基本平稳。2018年1至11月，按美元计算，出口增长11.8%，进口增长18.4%，顺差收窄18.1%。这四个方面的指标在经济学上被称作“神秘四角”，是分析和评判宏观经济状况应当主要观察的指标。

第二，稳中有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或者说稳中有好，突出表现在以下五点：一是工业结构继续优化。一方面，工业生产结构优化，比如，2018年1至10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1%，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19.1%。另一方面，制造业投资结构也呈现继续优化趋势。比如，2018年1至10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6.1%，比全部制造业投资快7个百分点。二是企业效益状况有所改善。产能利用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下降，企业盈利状况稳定增长。三是控风险取得进展。企业杠杆率继续降低。四是污染防治取得新进展。五是能耗强度继续下降。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3.1%。

第三，稳中有变、变中有忧。首先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面临挑战。其次是一些重要指标比如消费、投资增速等，出现较大波动。再次是企业、行业、区域发展分化的情况比较突出。最后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总的来看，当前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中长期阶段性变化的反映，是我们主动调控、主动作为的结果，因此是正常的。从客观方面讲，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这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因。从主观方面讲，为了推进高质量发展，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大攻坚战，尤其是其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控风险和治理环境污染，会在短期内导致生产的下降。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速度的回落，既是客观规律使然，也是我们各项政策作用的结果，是符合预期的。

当然，我们的改革举措和调控政策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一些重大的改革还没有完全落地见效，一些改善营商环境和支持企业发展的努力还需要更具针对性，在去产能、去杠杆、治污染等方面，一些政策举措需要更加透明，等等。

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我们必须把握规律、辨明大势，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国际环境来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逐步见顶回调，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动能将逐步弱化，新兴经济体波动压力增大，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振荡可能性增大。总体来讲，2019年国际经济环境形势不会好于2018年，一方面，经济总体呈现见顶回落；另一方面，面临的风险、挑战及不确定性也会增多，这些动态变化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加强研究。

从国内环境来看，一是2019年我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小幅回调。国际机构一致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呈现稳定回落的态势。二是中美经贸摩擦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外部因素。尽管2018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的实际影响还没有充分显现，但对我国全球分工产业链及对部分企业的预期、信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三是国内需求预期也将继续走弱。在内外压力下，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等在内的三大投资需求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消费需求方面，根据有关分析，2018年以来消费需求的放缓，主要是受汽车销售增幅大幅下滑的影响，其背后的原因相对复杂，既有政策性因素，也受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居民家庭债务负担上升、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意愿回落等因素影响。从2019年来看，政策因素的滞后影响将会减弱，而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因素短期内很难变化。

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在看到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的同时，也要充分看到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诸多有利因素、优势条件和发展潜力。无论从发展的供给条件还是需求条件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只要我们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和发展实际，及时调整不适宜的政策，及时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着力构建能够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就一定能够促进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就能够为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对于我们而言，现阶段最为关键的，就是要保持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面临的困难增多、挑战更大，但必须避免两个误区或者两种倾向。一是要避免那种试图通过大规模需求刺激促进增速回升的老路。二是要避免因为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而放松或放慢改革、放慢开放的倾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只要我们保持头脑清醒，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就一定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有利因素，就一定能够在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当前通过深化改革完善高质量发展的体制环境需要做的事很多，主要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完善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优化升级的社会环境。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升级方向、方式以及产业优胜劣汰与重组等的直接干预。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方向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什么技术、企业、产业需要淘汰，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过多直接干预，不仅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也会造成新的损失、积累新的风险。政府的作用，要更多转向功能型社会性支持政策，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更新和提高质量、环境、安全标准，并严格执行。调研发现，当前在不少行业，国家标准过低和执行不严格，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形成倒逼机制，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三是要着力构建优质优价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从供给侧来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大幅度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创新和提升质量的根本动力在于优质优价、优胜劣汰，政府作用的着力点，也应当放在这里。这既包括通过相关行政和司法机构依法依规实施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也包括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各类信用信息平台和市场化社会化的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中介服务机构在消除信息不对称、促进和强化市场竞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是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创新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更多创新创业型人才和工匠队伍；进一步改革科研项目立项管理制度和科技成果评价激励制度，促进产学研更好结合和成果转化；进一步改革政府监管和政府采购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加宽松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等等。

五是要切实加快对支撑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整体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且具有基础性的一些重点或重大改革。包括土地制度、国资国企、金融财税、社会保障、干部制度改革，等等。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军扩）

国务院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惠性减税措施。会议指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保持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实现 一季度平稳开局十分重要。必须多管齐下。发展好小微企业关系经济平稳运行和就业稳定。会议决定，对小微企业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

一是大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税负降至5%和10%。调整后优惠政策将覆盖95%以上的纳税企业，其中98%为民营企业。

二是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

三是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四是扩展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使投向这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更多税收优惠。

五是为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中央财政将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

上述减税政策可追溯至今年1月1日，实施期限暂定三年，预计每年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2000亿元。

五部门发文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等联合发布《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各地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实施，统筹谋划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选择、用地布局等。力争到2019年底，基本明确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等村庄分类。

《意见》提到，目前，各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工作正渐次展开，但一些村庄缺少规划，无序建设；一些地方急于求成，盲目大拆大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做好法定的村庄规划，这有利于理清村庄发展思路，明确乡村振兴各项任务优先序，做到发展有遵循、建设有抓手；有利于统筹安排各类资源，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加快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有利于通过科学设计和合理布局，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利于引导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把加强村庄规划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持之以恒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意见》要求，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深入学习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规划先行的经验，坚持县域一盘棋，推动各类规划在村域层面“多规合一”；以多样化为美，突出地方特点、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保留村庄特有的民居风貌、农业景观、乡土文化，防止“千村一面”；因地制宜、详略得当规划村庄发展，做到与当地经济水平和群众需要相适应；坚持保护建设并重，防止调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破坏乡村生态环境、毁坏历史文化景观；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充分尊重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打造各具特色、不同风格的美丽村庄。

《意见》提出，力争到2019年底，基本明确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等村庄分类;到2020年底，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在县域层面基本完成村庄布局工作，有条件的村可结合实际单独编制村庄规划，做到应编尽编，实现村庄建设发展有目标、重要建设项目有安排、生态环境有管控、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有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有措施。

《意见》指出，各地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编制实施，逐村研究村庄人口变化、区位条件和发展趋势，明确县域村庄分类，将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村，确定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将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村庄，确定为城郊融合类村庄；将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确定为特色保护类村庄；将位于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村庄，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搬迁的村庄，以及人口流失特别严重的村庄，确定为搬迁撤并类村庄。对于看不准的村庄，可暂不做分类，留出足够的观察和论证时间。统筹考虑县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置，引导人口向乡镇所在地、产业发展集聚区集中，引导公共设施优先向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村庄配套。

此外，《意见》还指出，各地要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实施，统筹谋划村庄发展定位、主导产业选择、用地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安排等，做到不规划不建设、不规划不投入。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尽可能把产业链留在乡村，让农民就近就地就业增收。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提出村庄居民点宅基地控制规模，严格落实“一户一宅”法律规定。综合考虑群众接受、经济适用、维护方便，有序推进村庄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和厕所改造。按照硬化、绿化、亮化、美化要求，规划村内道路，合理布局村庄绿化、照明等设施，有效提升村容村貌。依据人口规模和服务半径，合理规划供水排水、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统筹安排村民委员会、综合服务站、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按照传承保护、突出特色要求，提出村庄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和历史文化景观保护措施。

《意见》要求，各地要紧紧依托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由乡镇党委政府、县（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划设计单位、村民代表共同组成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组，深入开展驻村调研、逐户走访，详细了解村庄发展历史脉络、文化背景和人文风情，充分听取村民诉求，获取村民支持。规划文本形成后，应组织村民充分发表意见，参与集体决策。规划报送审批前，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并在村庄内公示，确保规划符合村民意愿。

《意见》提出，搭建乡村规划综合服务平台，引导大专院校、规划设计单位下乡开展村庄规划编制服务。支持优秀“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下乡服务，提供驻村技术指导。引导投资乡村建设的企业积极参与村庄规划工作，探索规划、建设、运营一体化。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开展示范创建，总结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范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意见》强调，各地要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要求，建立县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乡村规划编制委员会，切实加强对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定期听取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规划编制中的矛盾和问题，保障规划工作经费及人员力量，对编制的村庄规划进行科学论证，确保村庄规划符合实际并能落地实施。要将村庄规划工作情况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围，并作为下级党委政府向上级党委政府报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展情况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要在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立足职能、密切配合，形成村庄规划工作合力。党委农村工作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统筹协调推动力度，切实做到乡村振兴规划先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做好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宁吉喆：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采访。

宁吉喆表示，在去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了201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李克强总理对2019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我们要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全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一季度经济发展良好开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其中，消费是很重要的内容。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国家发改委有哪些具体的实招？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趋势明显，主要是有“四个升级”：一是整个消费不断向服务消费升级，目前我国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以下；二是商品消费向中高档升级；三是服务消费向提质增效升级；四是线下消费向线上线下结合升级。要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使消费进一步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从具体的举措来看，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完善住房租赁、家政服务、养老、托幼的配套政策，挖掘农村网购和乡村旅游消费潜力，破除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准入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我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要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国家发改委作为投资主管部门，在投资方向和进度节奏的把握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关键是选准领域和项目。我们将把补短板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切实增加有效投资。今年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是：易地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节能环保与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为此，将进一步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度，并提前下达一批投资，进一步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国家重点项目的领域和规模。前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已经大幅增加，要引导专项债券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

如何推动重点投资项目尽快落地，形成实物工作量？

为了推动投资项目尽快落地，我们将在推进“三个一批”和提高“三个比率”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加快推进“三个一批”，也就是，加快推进一批在建项目顺利实施，加快推进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进一批项目的前期工作。另一方面，要提高“三个比率”，也就是，提高项目开工率、资金到位率和投资完成率。具体来说，要扎实推进“十三五”165项重大项目实施，近期国家发改委已经审批、核准、备案了一批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补短板项目，即将开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国家发改委在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们将按照主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全面优化利用外资环境，促进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要进一步落实好2018年版的外商投资全国负面清单和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这两个清单，全面清理取消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抓紧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这两个目录中的产业都是鼓励类产业，将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在去年四季度已经推进第一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抓紧推进第二批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每个项目投资额都将达到几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其中，第一批已推进的项目包括沈阳华晨宝马、上海特斯拉汽车、湛江巴斯夫石化、惠州埃克森美孚、西安三星闪存芯片等7个项目，第二批将要重点推进新能源等领域的项目。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家发改委将着力推进哪些方面工作？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工作任务很多，重点还是要深入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突破；推进雄安新区规划政策落地实施，启动建设一批标志性工程。要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三水共治”，推动以黄金水道为重点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要编制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政策体系，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特别是企业债券发行方面，将采取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

作为直接融资工具，优化增加企业债券发行，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去年12月，我委印发了《关于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通知》，支持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优质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已核准比亚迪公司发行60亿元企业债券。今年，将加大债券融资的支持力度，扩大优质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进一步加快核准的进度。同时，鼓励各地以地方大中型企业为主体，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发展前景的民营企业。

除了融资方面的困难，一些企业还反映生产经营的成本比较高。在降成本方面，国家发改委将采取哪些办法？

为助力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我们将实施更大规模的降费、更大力度的降成本。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二是研究提出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的意见，取消违法违规收费，降低偏高收费标准，指导地方推进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改革。三是围绕输配电价改革、公用事业收费改革和货运车辆“三检合一”改革等，切实降低企业使用能源成本和物流成本。

刘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近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采访。刘昆表示，财政部门要贯彻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您对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何考虑？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部署了2019年经济工作。李克强总理对2019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我理解，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简要概括就是要做到“两加大”和“一提高”。

“两加大”，就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和支出力度。第一，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一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坚持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重点减轻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进更为明显的降费，清理规范地方收费项目，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和整治力度。第二，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根据经济形势和各方面支出需求，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同时，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

“一提高”，就是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就是要坚持有保有压，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该保的支出必须保障好，要增加对脱贫攻坚、“三农”、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生态环保、民生等领域投入；该减的支出一定要减下来，政府要过紧日子，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一般性支出要压减5%以上，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对于不该花的钱财政部门就要做“铁公鸡”一毛不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就是要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更好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继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将难以支出的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统筹用于亟须资金支持的领域。

需要说明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绝不是要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要实施逆周期调节，主动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绝不是要突破债务风险底线，而是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在强化政府债务管理的基础上，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绝不是要搞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要更多采取改革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着力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关于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能否再介绍一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着力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2018年，在落实好年初既定的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年中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出台新的举措。下调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增值税税率，退还部分企业期末留抵税额，扩大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出台新的支持研发创新的税收政策，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约1.3万亿元，不管是规模，还是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成本负担。

2019年，财政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为明显的降费。在制定方案时，坚持把握三个原则：一是突出普惠，二是简明易行，三是尽早实施生效。

以近日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为例，我们放宽了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标准，涉及企业1798万户，占全国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95%以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对部分地方税种可以实行减半征收、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等措施，都是直接提高标准、放宽范围，实打实、硬碰硬。这些措施，从1月1日起实施，让企业尽早享受政策红利。

另外，我们还将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进实质性减税。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同时，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相信随着更大规模减税和更明显降费政策的逐步落地，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上，今年将有哪些具体举措？

如同一个家庭一样，政府花钱、安排财政资金都要讲效益，也就是说要对支出实行绩效管理。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九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一是扩围。推动中央部门和地方抓紧研究实施方案，统筹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项措施落地，将预算绩效管理延伸至基层单位和资金使用终端。扩大中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评价试点范围。二是优化。组织中央部门和地方财政重点修订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和流程，建立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并加快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化建设。三是融合。将绩效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全过程，推动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研究出台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重大政策和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报送同级人大，并向社会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请问此项工作进展如何？财政部将采取哪些措施加强发行使用管理？

正如你们所关注到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在201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之前，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2019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39万亿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务限额5800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8100亿元。目前，这些新增债务限额均已下达。

同时，财政部专门印发通知，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优化发行使用流程，要求各地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一是督促履行法定程序。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根据国务院批准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将举借新增地方政府债务事项编入预算，由省级政府报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

二是切实做好项目准备。要求各地抓紧组织准备一批急需资金支持的重大项目，特别是在建项目“半拉子”工程，并督促申请使用债券资金的地区和部门严格落实项目管理责任，提前做好拟发债融资的项目准备工作，确保发债后及时形成实物工作量。

三是尽快启动发债工作。要求各地1月份启动发债，部分一季度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如东北地区等，可以结合实际适当延后。决不允许出现因新增债券迟迟不能发行影响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四是妥善安排资金投向。要求各地将提前下达的2019年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重点支持国家重大战略，落实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污染防治、棚户区改造等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推进重大铁路项目、高速公路、重大水利工程、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镇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加快资金拨付使用。要求各地加快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拨付，严禁将资金滞留国库或沉淀在部门单位，督促项目单位和主管部门落实管理责任，及时将债券资金用到项目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作用，确保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

澄清当前宏观经济讨论中的几点认识

当前宏观经济讨论中，需要澄清几个认识模糊的地方。第一，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替代刺激政策；第二，容忍更低经济增速是否有利于改善增长质量；第三，大幅增加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是否会加剧风险；第四，是否应该出于对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考虑舍弃或者减少刺激政策。

结构性改革不能替代刺激政策。中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很多问题根源在于经济结构扭曲。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性改革可以替代保持总需求稳定的刺激政策。

首先，结构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是两类政策，各有其目标定位和政策手段，二者并不冲突。结构改革类政策的目的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潜在增长速度，内容是各种形式的改革；稳定总需求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资源充分利用，使经济贴近其潜在增长速度，内容是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这两类政策的目标、工具都不相同，并不冲突。有一种普遍的担心是刺激政策会带来大量低效率的投资，不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这种担心有道理也是经验之谈，克服这种低效率的办法不是不要刺激政策，而是要做好经济刺激激政策的方式方法和项目储备，把握好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避免过度刺激。

其次，结构改革是个渐进过程，不会也不应该一步到位。结构改革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强人强力推动的引领式改革，改革内容超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和认知水平。这种改革好处是可能实现跨越式进步，坏处是犯错误的概率较高，并伴随着有较大的对抗和不安定情绪。另一种结构改革是与时代价值观变化相一致的适应性改革。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旧观念的代际转化，全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要求新的改革措施出台。适应性改革来的会比较迟，也比较渐进，好处是犯错误的概率较低，对抗和不安定情绪较低。就当前中国发展阶段而言，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且仍在进一步提升当中，后面这种结构改革方式不失为更稳妥选择。这意味着结构改革政策只能是渐进地推出，不能指望结构改革措施提升短期的总需求水平。

再次，即便出台大量结构改革，短期对总需求的影响不确定。结构改革政策出台并不必然解决短期内的总需求不足问题，甚至可能会加剧总需求不足。结构改革是个破坏和再创造的过程，破坏的速度经常会快于再创造的速度，对短期经济运行造成更大压力。发生经济或者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严重的总需求不足，救助的一方往往会要求危机国家采取结构性改革以换取救助，这些结构性改革往往是加强财政纪律、降低工资等等，这些要求未必不合理，但短期内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甚至引发了政治和社会的不安定。当美国、日本、欧元区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应对措施是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上升，而不是结构性改革，结果也大大超出预期，这个选择凝结了百年来众多宏观经济学者的智慧。

容忍更低经济增速不等于改善增长质量。经济增速无论是持续高于还是低于潜在增速，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都不利，经济持续过热伴随着大量低效率投资，经济持续过冷则让小企业受到不必要的过度生存压力。判断经济究竟是过冷还是过热，参照系并非经济增速高低，而在于GDP通胀因子高低，是GDP通胀因子而不是GDP增速本身可以作为经济冷热的体温表。

201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压力是过冷而不是过热，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2012-2008年期间，中国平均的GDP通胀因子4.81%；2012-2018年期间，中国平均的通胀因子1.87%。2012年以后工业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尤为突出，2012-2016年连续18个季度PPI为负，2016年转正反弹后历时5个季度又开始下行，目前的根据各种方法预测得到的未来几个季度PPI再次指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区间。给定历史上GDP通胀因子与PPI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GDP通胀因子有望降低至1%甚至更低水平。持续的需求不足压力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小企业承担过度压力，企业面临的债务风险加剧，这并不利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增加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是降低全社会风险，不是增加风险。这其中主要涉及到两个工作，一是政府和市场边界的明确界定，区分哪些债务有明显的公益和准公益特征，且没有足够现金流偿还债务利息的债务；哪些债务不属于此列。二是政府债务置换前一种类型的债务并为今后的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投资的融资负责，后一种类型的政府交给市场，破产机制不能缺位。这样做会大幅增加政府债务率和赤字率，降低而不是提高全社会风险。

首先，用政府债务替换部分平台债务，有助于降低债务利息成本。用国债和地方政府债替换平台公司的贷款或者其他各种形式债务，政府债务率提升的同时企业债务率下降，不会提高全社会总债务率，替换后大幅降低偿债利息成本开支反而会降低全社会债务负担。对政府替换平台债务的主要担心是道德风险，即如果地方政府知道最终中央政府会为债务买单，地方政府会更加毫无节制的举债扩张。在一系列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规定出台以后，再加上资管新规的相关规定，地方平台企业举债能力已经大幅下降，平台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有了明确的划分。这种情况下，要保住这些化解风险政策的成果，就更需要把旧债理清楚，地方平台如果还有大量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形成的债务并且负责这些项目的运营，政府最终也摆脱不了干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风险源泉。

其次，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多年以来金融市场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地方平台债务会成为金融体系的定时炸弹，原因也显而易见，很多债务对接的投资项目根本难以盈利且规模巨大，很多都是靠借新债才能换旧债。通过置换措施和明确政府对未来公益和准公益类项目投资负责，金融体系卸下了巨大的包袱，也能理顺各种债务的资金价格，降低了金融体系风险。

再次，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总需求稳定，有助于保持债务率分母的合理增长，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化解债务压力的重要手段不仅在于控制债务增长本身，同时也在于保持债务率分母（名义GDP）的合理增长。无论是从理论文献看，还是国际经验和国内经验看，通缩都可能是加剧偿债压力和激化矛盾的关键推手。理论文献中非常强调债务-通缩恶性循环。中国2002-2008年期间与2012-2017年期间相比，前一个阶段债务增速与前一个时期相同，债务率在后一个极端快速攀升的原因在于分母增速的大幅下降，而分母下降的1/3来自GDP通胀因子的大幅下降。如果前后两个阶段的通胀因子相同，后一个阶段的债务率上升能下降30个百分点。摆脱开名义变量的重重迷雾，无论如何，保持当期经济资源充分利用而不是无谓的损失，有助于提高而不是破坏对未来的偿债能力。

房地产价格不能绑架稳定总需求政策。刺激政策若要实施到位，必然会有信贷扩张和全社会购买力扩张，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难免承受压力。然而房价绑架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更不可取。

打开中国的高房价的供给和需求，判断高房价究竟应该由谁负责。供给方有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基础设施严重滞后，这些越滞后，中心城区这些配套服务和设施相对完善的房价越贵；人口流入大城市的住宅供地不足；土地财政推升高地价等等。需求方有金融财富、对房地产的中长期投资偏好、以及对房地产的短期投机需求等等。

究竟哪个因素应该对高房价负责？供给方的几个因素都应该做出积极调整，平抑房价上涨压力。需求方呢？如果金融市场发育更完善，居民的养老投资有一定的税收安排优惠措施并能都得到可靠稳定的收益，买房保值或买房养老的中长期投资需求会下降，对房价能起到平抑作用，这是需要做工作的地方。赌房价上升，透支举债的的短期投机需求毫无疑问也应该被纠正。然而在全国大城市普遍限购、限贷等众多管制政策影响下，这些需求即便有对房价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决定需求方的最后一个因素是金融财富，也就是银行存款、证券和养老保险金加在一起的总额。当谈及刺激政策的时候，刺激政策若要落地，一定要有金融财富的增加，否则提高购买力就成了空话。其它条件不变，金融财富增加会推升全社会购买力，推升房价。然而，中国家庭部门的金融财富与人均GDP之比只有1.8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水平而言，这些金融财富并不算多，也不能用过多金融财富来解释中国的高房价。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牺牲全国家庭和企业部门的金融财富增长，牺牲由此带来的不必要产出损失，只是抑制了名义高房价，还不能真正降低房价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价格，得不偿失。 （作者：CF40高级研究员张斌）

要情文摘

今年将推进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年在2018年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还要有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

【问题】回顾和总结过去的2018年经济运行情况，“企业税负”恐怕可以说是年度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官方而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降低宏观税负”做了安排。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是多次部署落实“减税降费”的事宜。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通过调研，抛出了“死亡税率”之说，赢得不少拥趸，其中不乏许小年等著名经济学家。从企业界而言，几乎是一片倒地说企业税负实在太重了，大喊“税负痛苦感”太高了。“税负痛苦感”上升并不是企业“无病呻吟”。有不少中小企业、甚至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挣扎在“死亡线上”、甚至倒闭，虽然说税负不是主要致因，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税负不会成为中小企业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据统计，一般企业每年的利润增长空间仅有5%左右，但是各种财务成本却以20%速度递增，税负压力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另外，中国企业承受的税负成本不合理，越是中小企业所承受的税负越重。

【对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此项政策已在1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后对外发布，其主要内容：第一，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月销售额3万元调整到10万元，即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不用再交纳增值税。第二，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优惠力度，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就是放宽认定条件，放宽后的条件为：企业资产总额5000万元以下、从业人数300人以下、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以下。这都比原来认定的标准有大幅度的提升，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企业会被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据测算，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户数1798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的比重超过95%，其中，民营企业占98%。在税率优惠方面，按应纳税所得额不同，分别采用所得税优惠税率。其中，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以下，税负是5%，低于标准税率20个百分点。应纳税所得额是100-300万元之间的，税负是10%，低于标准税率15个百分点。第三，对小规模纳税人交纳的部分地方税种，可以实行减半征收。即允许各地按程序在50%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以及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第四，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惠政策适用范围，对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可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向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投资额的70%可以拿来抵免应纳税所得额。把投资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范围或者标准进一步扩大，扩展到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不超过5000万元的初创科技型企业。

二是深化增值税改革，继续推进实质性减税。

三是全面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6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轻居民税负。

四是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研究制定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同时，清理规范收费，加大对乱收费查处力度。

我国将从四个方面扩大就业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要突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这一主线，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抓重点、调结构、守底线，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循环。

【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产业结构转型下资本对劳动的排斥必不可免，在劳动力整体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就业总量矛盾虽有缓解，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和区域性问题日益凸显。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国际需求不振、国内需求尚待提升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生产萎缩或转型升级，导致传统制造业岗位需求显著减少，必然带来大批的失业人员。而这些失业人员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普遍没有达到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即使有着强烈的就业愿望，也很难在劳动力市场找到相适应的就业岗位，且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同时，我国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目前面临着人才短缺的困境，这已成为其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必然伴随相对长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近些年，随着地方高校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未就业毕业生规模也持续积累。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萎缩。二是高校教育内容与培养方式落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三是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素质人才的主要来源，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高校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式改革滞后，加之高校为求“发展”盲目扩大规模和生源、毕业生就业心态不合理，不仅带来普遍的“学用脱钩”现象，更使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逐年积累，形成日益庞大的“高学历”失业大军。

人口流动受限、信息不对称和教育滞后是导致就业问题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政府往往通过对这三个因素施加影响，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但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和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就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足够认识。直到近些年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如何促进就业才逐渐为各级政府所重视。但由于缺乏相应经验，且促进就业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很不完善，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仍仅限于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更多吸纳失业人群，而从长期的、根本性的角度，针对人口流动限制、信息不对称和教育滞后三大因素的全方位改革尚未展开，给未来就业问题的解决留下隐患。

【对策】就业是民生之本，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中，首次使用“就业优先”的表述。会议同时强调，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扩大就业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上下功夫。企业有活力，就业就有保障。加快研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的力度和幅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将个人申请额度从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小微企业申请额度从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力争通过实质性措施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

二是在突出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上下功夫。在做好面上就业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有针对性的项目和计划，加强实名制管理和服务，组织开展春风行动等就业专项服务活动。

三是在强化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上下功夫。劳动者一技在手、终身受益。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对培训合格的失业人员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放宽企业职工申领技能补贴的条件，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就业创业的能力。

四是在保障权益兜牢底线上下功夫。加大对困难人员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及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加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力度，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新能源长期依赖补贴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对促进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作了部署。

政策背景：“十三五”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开发建设成本持续降低。据统计，2017年投产的风电、光伏电站平均建设成本比2012年降低了20%和45%。随着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快速进步，在资源优良、建设成本低、投资和市场条件好的地区，已基本具备与燃煤标杆上网电价平价（不需要国家补贴）的条件。在可再生能源消纳状况持续好转的环境下，项目的经济性稳步提升，为国家补贴退坡、缓解补贴资金压力创造了有利条件。2017年8月，国家能源局在河北、黑龙江、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区启动了共70万千瓦的风电平价上网示范项目，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建设。2018年3月，国家能源局复函同意乌兰察布风电基地规划，一期建设600万千瓦，不需要国家补贴。同时，光伏领跑者项目招标确定的上网电价已经呈现出与煤电标杆电价平价的趋势。此外，随着光伏装机快速攀升，财政补贴缺口持续扩大。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已超过1200亿元。在此情况下，引导市场各方减少补贴依赖、转变发展思路，结合资源、消纳和新技术应用等条件，将发展重点从扩大规模转到高质量发展上来已经成为必然。

政策意义：《通知》为积极推动风电、光伏发电高质量发展，促进行业早日摆脱补贴依赖，探索全面平价上网后的政策措施经验，为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探索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提供了政策支持。光伏等新能源长期依赖补贴的发展方式已走不通，在新能源整体规模已较大的情况下，鼓励支持那些技术好、成本低的新能源企业，有利于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

政策内容：《通知》提出，在资源条件优良和市场消纳条件保障度高的地区，引导建设一批上网电价低于燃煤标杆上网电价的低价上网试点项目。各级地方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可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出台一定时期内的补贴政策，对享受地方补贴的项目仍视为平价上网项目。通知明确，对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要在土地利用及土地相关收费方面予以支持；电网企业应确保项目所发电量全额上网；国家开发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合理安排信贷资金规模，创新金融服务等，积极支持新能源发电实现平价上网。在区域布局上，通知要求风电、光伏发电监测预警为红色的地区，除已安排建设的平价上网示范项目及通过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外送消纳的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外，原则上不安排新的本地消纳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目。

政策影响：《通知》的出台非常及时，从长远看，上述系列举措将带来新的增量市场，不仅提振了市场信心，还为电力市场和行业发展带来了实质性利好，必将加快新能源电力平价上网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文件特别强调电网公司要与项目签署长达“20年”的购售协议，此举明确了试点收益预期，避免了未来可能因电价下降带来的风险，旨在帮助新能源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对策建议：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推动政策尽快落地，未来应鼓励新能源企业通过绿证获得收益，平价上网项目可通过绿证交易获得合理收益。督促电网企业做好项目接网方案和消纳条件的论证工作，做好接网等配套电网建设与项目建设进度衔接，保障项目建成后能够及时并网运行。完善支持新能源就近直接交易的输配电价政策，降低中间输送环节费用，对分布式市场化交易试点项目交易电量，执行所涉及电压等级的配电网输配电价，核减未利用的高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对各类就近直接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减免政策性交叉补贴。创新金融支持方式，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合理安排信贷资金规模、创新金融服务、开发适合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新能源发电实现平价上网。

国务院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近日，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9号）。

《意见》指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大力实施消费扶贫，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助力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围绕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长远发展，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着力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着力推动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融入全国大市场。

《意见》明确，要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推动各级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带头参与消费扶贫，推动东西部地区建立消费扶贫协作机制，动员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要大力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打通供应链条，拓展销售途径，加快流通服务网点建设。要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农产品规模化供给水平，打造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要大力促进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做好规划设计，加强宣传推介。

《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实化相关政策举措，营造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要完善利益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在农产品销售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度。要加大政策激励，对参与消费扶贫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采取适当方式给予奖励激励。要强化督促落实，将消费扶贫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考核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内容。

内部报告

刘明彦：中国应以结构性改革化解老龄化难题

今年是中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第四个年头，从刚刚过去的2018年人口数据看，全面放开二胎并没有出现政策制定者希望的人口出生超过2000万的井喷，而是保持相对稳定的1600万左右，随着育龄妇女人数的锐减，出生人口数量将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死亡人口由于老龄化而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出现下降，人口赡养比将进一步上升，有专家预测届时中国经济会因劳动力不足而出现严重下滑，于是有专家建议不仅全面放开生育，甚至建议进行生育奖励，甚至有过激的专家建议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解决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不要总是奢望所谓的人口红利，而是通过产业的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无法避免

根据对老龄化的定义，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即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1999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当时就有媒体惊呼中国未富先老，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其实目前除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日子过得也没有想像的那么糟，只不过经济增速放缓而已，那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庞大，而且消费驱动式的经济增长与投资驱动的不可比较。中国较快地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主动控制了人口增长，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人们的生育意愿会明显下降，而育儿成本会快速上升，而城市人口本身受就业、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生育率本身就较低，生育率下降已是无法避免。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2017年达到77岁，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68岁。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人均寿命仅为60岁，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不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均寿命仅为65岁，这就是他们人口年轻化的重要原因。

与庞大的就业人口压力相比，老龄化只是一个概念

老龄化的标准应当与时俱进，看一看人家特朗普70岁才开始出任美国总统，并雄心勃勃地谋求连任，你就可以发现，将60岁界定为老人已经太LOW了，而且如果老人积累的财富能够满足自己养老需要，老龄化就不那么可怕。相反，为了维持工作人口的高比例而鼓励计划生育，就是目前来讲，中国人口总量已达14亿，远超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如此庞大的人口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发达国家人口将翻一番，这已经引起发达国家的恐慌。如果中国没实行计划生育，目前的人口可能超过16亿，那每年毕业大学生就不只是800万人，至少超过1000万，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容纳就业的主力民营企业经营面临困难，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持续解决就业问题，因此，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这一现实，人们就不应该过度批评曾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现在转向自由生育也不会带来多大的人口压力，但转向鼓励生育就没有必要。

欧洲经验表明，引进国外劳动力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一剂毒药

目前世界上生育率最高的人口主要是伊斯兰世界、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妇女，生育率高达6-8个，远远超过中国目前1.2左右的水平，但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贫穷及战乱不断的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动荡，妇女基本未接受教育，也是世界难民的发源地。因此，那些建议引进国外劳动力应对中国老龄化问题，基本上只能从这些地区引进，当然如果能引进欧盟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人才会更好，但后者基本上不大可能。但从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接收难民，来化解老龄化难题的效果看，引进国外劳动力只是一剂毒药。数据显示，德国近几年接收来自叙利亚等战乱国家的难民高达百万，默克尔当初并不只是出于大国责任，还有希望年轻的难民劳动力能弥补德国劳动力的不足，但事与愿违，这些难民根本无法融入德国社会，长期无法实现就业，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和动荡的根源，已经侵蚀该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希望引进国外劳动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实行结构性改革，尤其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是化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

失业率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但在中国却影响甚微，原因是中国的失业率被称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保持在4%左右的充分就业水平，因为不含农村人口，而目前农民工的人数高达2亿人，他们主要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大多数没有三险一金，甚至少数都没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将农民工的失业纳入官方的失业率统计数据，那中国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因此，尽管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中国并不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只是由于房价、房租、物价等因素推升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而已。目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城市比农村严重，因为城市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更彻底，但如果能真正推动结构性改革，逐步取消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加速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充分调动现有劳动力的积极性，提升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从而在增长中化解老龄化这一难题。

黄奇帆：冰火两重天的经济格局有哪些新趋势

一是在产业发展上，目前的格局冰火两重天，半是冰河半是火焰。一方面，近5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年均增长率仅仅2%〜3%左右；另一方面，与战略新兴制造业有关的产业则以每年10%〜1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等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则以15%〜2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而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在内的颠覆性数字产业则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增长。如何顺应战略性制造业、服务业和互联网+产业发展趋势，抓住产业发展新机遇，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是每一个现代企业、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认真考虑和规划的事。

二是在企业和产业运行模式上，全球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支柱产业逐步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伴随这种制造业内部协调，产业链集群化会形成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的供应链系统化，以及由总部协调控制的、分布在全球各地区各环节的贸易清算、结算价值链的枢纽化。当然，这种分布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枢纽化结构，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跨国公司一般选择一个低税率、零壁垒的自由贸易地区作为枢纽地。比如，我国加工贸易产生的大量金融结算业务流失境外。我国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中有大约1.8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是离岸金融结算，由于国内条件不许可、不适应，这1.8万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中，香港3000多亿美元、新加坡4000多亿美元、爱尔兰4000多亿美元，还有一些在台湾、韩国、日本。这方面，只要我们的离岸账户能够允许开放，并有与国外自由贸易区相同的税制，就有可能促使跨国公司将上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量回流，相应会产生相当体量的银行收入、就业和税收。总之，现代企业、现代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一靠技术，二靠资本，三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化运作能力。这种产业链集群化、供应链系统化、价值链枢纽化，正是现代国际化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三是以产业链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国际贸易模式要求国际贸易规则也发生相应变革。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一种产品生产分工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内部完成逐步变成全球范围内跨国分工完成，形成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个产品生产由一个企业、一个地方生产变成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商品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品内贸易，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它们分布在最终商品生产和服务生产的不同阶段。生产力变化会推动生产关系调整。全球价值链对传统经贸规则提出新挑战。

在全球产业链背景下中间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效应，极大地提高贸易成本。中间品要多次跨境贸易，即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很低，其贸易保护程度也会被放大。为此，零关税、零补贴、零非关税壁垒“三零”规则凸显。全球价值链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措施，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跨境贸易迅速增长，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提出了营商环境公平透明、政府服务便捷务实、海关通关不重复关检，实施“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

四是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模式不仅要求产品标准趋同，而且对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一体化提出更高要求。原先各国单方面自主制定、执行的规则如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国有企业行为、竞争中性等规则都受到国际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要求做到公平公正不歧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要求把国际投资、服务贸易、劳工和技术标准、国内管制、中间品贸易都纳入到谈判议题中。由于贸易、投资和服务的高度关联性，制定统一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成了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五是当前国际贸易已进入数字贸易时代。统计显示，全球服务贸易中有50%以上已经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预计今后10〜15年时间，全球货物贸易呈2%左右的增长、服务贸易量15%左右的增长，而数字贸易则是25%左右的高速增长，20年后世界贸易格局将形成1/3货物贸易、1/3服务贸易、1/3数字贸易的格局。数字技术不仅对货物贸易有利，还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催生新的服务业态。要抓住数字经济机遇，创新思路，挖掘和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大力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高端服务为先导的数字服务出口，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服务出口，包括云服务等。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形成数字服务贸易集群。要发挥中国和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系统的优势，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智移云）的发展，并以大智移云的颠覆性功能，提升推动智慧城市、工业制造4.0体系等方面的发展。

数字贸易领域的接轨问题。有几方面：一方面，招商引资方面，比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上境外的邮箱和交流软件不太方便，影响跨国资料和数据交换。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公司电子商务走向世界有很多与国际规则不接轨的问题，比如国际上互联网平台公司不跨界垄断、不搞金融、网络交易缴税、网络支付与信用卡体系竞争问题、涉及共享经营平台发展的约束规则等都与我国国内发展的状况不同。为此，深入研究解决数字贸易的市场集中度、隐私保护和安全威胁等国际规则，一要加强国际间数字贸易合作，确保网络开放、自由和安全，支持国际数字贸易自由化和便捷化；二是确保双方数字经济政策处于全球合理共识中；三是通过双边多边合作确保构建坚实的国际数字贸易规则。

总之，全球产业和贸易演变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方式，主动拥抱产业发展新浪潮，努力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加快转变。

政策借鉴

全国首个注销企业“一窗通”上线

企业注销难，一直是营商环境中的难点和痛点。如何为各种类型企业梳理出共性的退出制度，陪企业舒适走完“最后一公里”?新年伊始，深化“放管服”改革又迎来新的制度创新——上海注销企业“一窗通”网上平台正式上线，在全国率先推出企业注销“网上下单”，注销时间可缩短三分之一以上。这也意味着，从企业出生、成长到注销，上海已构建起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式服务。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企业注册部门负责人钟嘉介绍，除了少数具备简易注销资格的企业，普通企业注销涉及的部门特别多——除了市场监管、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商业银行，有些企业还可能涉及海关、商务管理等部门，“企业有时候无法清晰知道在注销过程中到底要跑哪些部门，每个部门又需要什么材料，造成多次跑、往返跑，注销所需时间特别长。”

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前期统计，过去企业想要“关门大吉”，最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45个工作日外加法定45天的企业公告期，最起码要花费三个月。杨浦区长阳创谷是新经济企业扎推的地方，新经济企业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过去企业注销遇阻，就会习惯性地成为“僵尸企业”，增加园区的管理成本。监管部门也表示，“僵尸企业”的存在不利于政府部门的统计分析。

企业注销“一窗通”平台的上线，本质是注销过程的流程再造：企业注销“上网下单”后，其申请数据会同步发送到各个部门，各部门从过去的串联预审变成了现在的并联预审，大大加快了办理时间。为了增强企业的获得感，流程设计注重精细化、便捷化，钟嘉提到了几个小细节：企业申请注销后，“一窗通”平台可自动生成相关的申请文书，方便企业便捷、规范地填写;平台还温馨地提供了银行账户撤销的预约服务功能，意味着企业可以在网上实现多个商业银行的预约办理，大大缩短注销银行账户的办理时间。

作为营商环境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事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注册环节的认缴制“降门槛”、经营环节打造公平竞争秩序“优环境”，再到如今注销环节“一窗通”平台的退出，上海已经形成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式管理。不过，“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将瞄准符合上海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好服务，使它们在上海得到更好发展。

据统计，“放管服”改革大大激发了上海的市场活力。2018年，全市新设企业32万户，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1300多户企业，更多新经济新业态企业正在申城蓬勃崛起。

• [编辑：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