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50期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一点思考

两部门发文支持300个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

今年消费需求会否企稳回升

西部经济仍具备较快增长的动力和潜力

中国经济复苏中的四大短期挑战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两部门印发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方案

要情文摘

信用等级较低企业将面临限制融资等惩戒措施

中小企业融资将再获五大政策支持

降低社保费率政策重在贯彻落实

放宽落户限制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内部报告

特朗普将改变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政策借鉴

上海成果转化挥起体制机制“指挥棒”

经济分析

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一点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是长期困扰消费的问题仍然存在，包括消费率低，城乡居民消费差别大，消费政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应该看到，过去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明显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而现在，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温饱型消费逐步被富裕型、享受型消费代替，消费结构进入了分化升级阶段。

一、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经济运行轨迹看，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转型，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历史上，第一次助推器作用发生在粮食消费下降、轻工产品消费上升的消费结构变动时期。这一转变对我国轻工、纺织产品的生产产生了强烈的拉动，带动了一轮经济增长。第二次是家用电器消费的快速增加，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这一转变对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带动了第二轮经济增长高潮。目前,已经进行的第三次升级转型正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在目前消费结构转变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与之相联系的消费。

（一）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互相影响

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现为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互动作用，特别是消费结构适应、影响和决定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引导产业结构的发展具体表现为通过消费对生产的引导作用，淘汰产能过剩的产业和陈旧过时的产品，刺激新产品技术开发和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通过调整和优化消费结构，引导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经济发展才能实现为满足消费需求的有效供给增长。经验研究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即消费需求对工业结构的演进和转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存在着消费需求导向规律，即消费需要及其结构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以及对消费需要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成为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和产业结构不断发展的主导因素。

（二）热点商品消费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促进作用

从经济运行看,消费需求的升级变动一般首先对建筑材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子通讯设备等制造业形成较强的需求拉动作用，而后通过产业传动的效应带动建材、机械、石化等行业的发展，成为保持这些行业平稳运行和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另外，消费结构的升级还体现在主导居民环保、健康等新型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使得环保设备、新型材料能源、医药生物制品等行业逐渐兴起，并展现了勃勃生机。目前，住房与汽车两大消费热点已完全形成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经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汽车消费，一方面它产业链长，辐射面广，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建筑、服务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它的发展要求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因此可对高科技行业起较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使得汽车销售、汽车维修、汽车金融等汽车服务业出现爆炸式的增长。这个汽车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将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住房消费与汽车消费类似，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消费升级对投资产生导向作用

从投资与消费看，一方面投资增加所形成的供给可以为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所消化，即投资提供的产出可以顺利地实现其价值，不存在产品积压和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为企业新增投资所提供的供给所满足，即不存在被动储蓄。如此，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就能顺畅进行，国民经济就会实现良性循环。在这种模式下，投资的粗放型扩张因消费需求的约束而受到抑制；而消费需求所引导的市场竞争的作用，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率和更为集约的使用。

二、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障碍

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从较低生活质量标准向较高生活质量标准演变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现实中，仍然存在许多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障碍。

（一）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偏低，收入不足以支撑消费升级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居民所得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小。近1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显著。与此相伴随的是，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更是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速，居民所得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小，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预期不良，导致居民收入未能转化为即期消费而被储蓄起来，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由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导致了许多产品和服务不能获得价值实现，投资效应弱化，就业困难，职工收入受到影响，进而阻碍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升级的加快。此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对消费升级有较大限制。还需特别注意的是，农村居民货币收入比重偏小，阻碍农民消费升级。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中还存在一定的实物收入，而这些实物收入主要是用来满足低层次需要的农业产品。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农产品的价格偏低，许多农民不愿意将自己的实物收入转化为货币收入，这也阻碍了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二）中间阶层发展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消费的引领作用

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偏小，其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60%以上。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低于30%。对大多数中等收入消费者来说，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仍是消费主流，千元级、万元级的消费已基本满足，受购买力的制约，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潜力仍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蓄，才能得以充分释放。这说明，要充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扩大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外，还需进一步提高其收入水平。

（三）消费信贷发展水平低，制约居民跨期消费能力

消费信贷发展水平较低。自1999年以来，我国消费信贷总额实现了快速增长，消费信贷品种从单纯的住房贷款扩充到现在的10多个品种，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医疗贷款、旅游贷款等。但我国消费信贷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总体规模偏小，结构也不合理。我国消费信贷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太低，其中住房消费信贷在消费信贷总额中占比超过80%，其余品种之和所占的比重还不足20%，非住房消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低于2%。而近5年美国居民每年非住房消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均超过20%。

（四）消费环境不完善，抑制居民消费愿望的实现

我国居民的消费软环境不容乐观。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包括市场准入、行业规范、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级与标准，以及对违规经营行为进行惩处的有关法律与规定都不健全；执法不严，处罚过轻，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力度。这种不良的微观消费环境对消费者的信心产生消极的影响，直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愿望。

（五）服务消费领域问题较多，制约消费需求释放

一是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使居民服务消费需求难以满足。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部门发展不平衡（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新兴服务业比重偏低），地区不平衡（沿海快于内地、城市快于农村），结构不平衡（高档服务供给过多，需求不足，中低档服务供给不足，满足不了广大服务消费需求）；二是服务业社会化、产业化、现代化程度低影响了居民消费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三是服务价格持续上涨制约了居民的服务消费。

三、政策建议

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水平，促进中间阶层发展。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缩小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调整城乡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城乡差距，保持社会稳定。坚持按生产要素贡献的分配方式，从多个方面培育社会中间阶层发展。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减少消费后顾之忧。从多个角度促进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并且政府在分阶段分步骤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推进财税金融制度改革，促进消费增长。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和调整家庭税前扣除方法，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在金融制度改革方面，丰富消费信贷品种，大力推进住房信贷以外的其他新兴信贷品种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应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另外，在产品结构调整中，既要大力开发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产品，也不能忽视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产品的生产开发，多层次的产品结构是适应我国不同居民消费层次的要求。

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增加居民就业机会，特别是改善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和居住等各方面条件；改善和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农村市场的开发程度，方便农民进入市场；提高社会征信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完善。

积极培育新兴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信息消费快速增长。一是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缩小城乡居民信息基础设施差距；二是加大对居民计算机应用和网络知识能力的培训，提高居民信息素质；三是完善网络购物制度环境，推进网络购物与物流快递协同发展，促进农村、农产品网络购物应用。（执笔：邹蕴涵）

两部门发文支持300个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19年继续开展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培育壮大乡村产业，中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对300个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予以适当支持。

根据通知，2019年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壮大农业主导产业。依托镇域1-2个农业主导产业，着眼全产业链培育，支持建设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绿色生产基地，扶持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支持建设仓储物流体系，创建区域品牌、产品品牌，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创业活跃、联农紧密的乡村产业体系，示范引领城乡融合发展。

二是培育产业融合主体。扶持一批管理规范、运营良好、联农带农能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培育壮大一批产业基础好、发展前景足、引领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服务行为规范、覆盖农业产业链条的生产性服务组织，打造一批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导示范镇完善股份合作、“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订单农业等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创新，调动广大农户发展乡村产业的积极性。鼓励各地创新形式，将财政补助资金折股量化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或农户，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让农户更多分享乡村产业发展政策红利。

四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鼓励各地以主导产业发展为切入点，集成政策、集聚要素、集合功能、集中资金，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通过产业兴旺实现以产兴村、产镇融合的发展格局，示范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五是助力产业脱贫攻坚。发挥中央财政引领作用，支持有条件的贫困地区开展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探索适宜贫困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收益链，让贫困户尤其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充分分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助力脱贫攻坚。

通知强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由各地结合建设内容，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集中用于扶持壮大乡土经济、乡村产业，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鼓励各级农业农村、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统筹整合其他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资，集中支持实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根据随通知下发的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额控制指标表，全国34个省份、单位共获得了300个名额。其中，山东作为传统农业大省，获得了全国最多的23个名额；四川紧随其后，获得了22个名额；河南名列第三，获得了21个名额。

今年消费需求会否企稳回升

2019年1-2月，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持平，但实际增速有所回升。具体看，相对去年4季度，和地产相关度较低的可选消费品类出现较普遍的企稳回升迹象。本文将就今年消费需求是否可能企稳回升展开讨论。

2018年，中国消费增长大幅下滑引发市场的广泛关注。去年消费放缓的幅度似乎比以往明显、范围也更广，国内外的消费需求可谓经历了一次“完美风暴”的洗礼。具体看，消费面临多项不利因素叠加的影响：周期景气下行、名义收入增速放缓；消费信贷政策明显收紧，P2P“爆雷”；就业增长放缓、其中中小企业劳工需求明显走弱；股市市值下挫带来负面的财富效应；房地产销售增长放缓；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居民在海外的消费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2019年消费增长是否会继续拖累总需求？综合考虑，我们对2019年中国消费增长比去年乐观。年初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有利于消费需求企稳的积极因素，而上文提及的一部分负面因素也有所改观。

近期总需求领先指标显示名义增长可能企稳，对可选消费形成一定支撑。2019年1月调整后社融环比明显加速、同比明显回升，为2017年11月后首次；与之相呼应的是，银行总资产增速也有所企稳。尽管2-3月票据融资监管收紧小幅压低新增信贷，但整体来看，监管在去杠杆的执行层面上更加“务实”、且财政政策显著扩张，均有利于稳定信贷周期。信贷周期是名义增长的有效领先指标，如果目前社融增长企稳的趋势确认，则接下来一到两个季度内名义增长也有望见底回升。可选消费需求仅小幅滞后名义增长（名义增长与企业盈利周期同步）。就此看，今年总体可选消费需求有望企稳回升。

如果名义增速企稳，则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望加速——今年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了居民部门的有效税负比例。因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总名义收入的比例可能上升。

去年财政部颁布了旨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人税负、改善收入分配的个税改革政策，其中包括将个税起征点从3500元/月提高至5000元/月和实行6项专项附加扣除。此外，一次性奖金和工资的综合征收（且综合征收仅享受一次起征点与专项附加扣除抵扣）将延期至2022年实行，打消了市场关于该项政策短期内可能给居民加税的疑虑。具体地，个人所得税自去年10月1日起开始采用新的起征点和税率表，今年1月1日开始实行6项专项附加扣除。

据财政部在人大的讲话中透露，去年10月至今年1月，个税减收近2000亿元，而这其中只有1月涵盖了两方面完整的减税措施，因此我们预计今年全年个税减税可能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18年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财政数据也印证了个税消减的效果——今年1-2月，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8.1%，而去年3季度个税同比增速还在+23%。

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营商环境有所改善，就业也初现企稳迹象。增值税大幅下调和社保降费有望进一步提振企业佣工意愿和居民购买力。3月制造业PMI中的就业指数微升0.1个百分点至47.6%，为4个月来首次回升。

同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一方面受益于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国内政策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也有所上升（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上周有两个宏观数据值得注意：

1）虽然（部分受季节因素扰动）1-2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下滑至-14%，但中小企业的利润增速逆势同比微升1.1%、增速大超国企（同期-24%）。诚然，国企利润下滑部分源于上游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益行业较多集中在国企、而这些行业利润同比下滑显著，但民企相对盈利的改善也显示出营商环境的好转。更近一步，在宏观层面，上游价格回落本身可以在一定程度减轻民企的成本压力。由于轻资产行业民企比例相对较高、且民企在在招聘/用人方面灵活度也更强，因此民企佣工意愿变化对总就业影响在周期拐点上比国企更为显著。

2）与最近民企/国企的盈利趋势变化相对应，近期中小企业的制造业PMI明显改善，而大型企业的PMI有所下降。

往前看，增值税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会带来至少6000亿元的减税效果（相当于0.7%的GDP，或根据财政部的测算，减税效果为1万亿元、约1%的GDP），且涵盖大部分制造业行业；但是，减税“红利”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如何分配将取决于行业自身的供求关系。在供大于求的行业，减税的优惠可能以终端减价形式完全传到至消费者、如汽车。而自身供应较紧的行业则可以“留存”这部分收益。

此外，养老保险费率下调3个百分点以及各省缴费基数的调整也将为企业部门减负，预计减负总额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相当于GDP0.4%以上，其中约3600亿元为费率下调带来的直接减免，其余为很多省份基数下调的影响）。对企业而言，社保费率下调直接减少运营成本，而留存资金可以增厚现金流、增加佣工、改善福利，或再投资。

新增消费信贷的增长在2018年大幅放缓后开始企稳，往前看，消费信贷可能不会继续像去年那样大幅拖累消费增长。政策对消费贷的监管态度从“鼓励”到“从严”的180度逆转，对2017年4季度以来的可选消费增长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从具体数据看，银行渠道的新增非住房消费贷款，2017年比2016年多增了1.2万亿元，但2018年急转直下、比2017年少增了1304亿元。

与此同时，非银行渠道消费信贷（包括互联网消费信贷、P2P等）同比出现了存量萎缩——2018年，P2P待还余额下降了4356亿元，与2017年上升4084亿元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比中国居民年消费支出36万亿元的基数，去年消费贷同比少增的金额相当于年居民消费支出总额2个百分点。然而，2018年4季度以来消费贷政策总体趋于平稳，银行渠道的新增消费信贷量重回增长轨道，而非银渠道的消费贷款余额降幅度趋缓。

居民部门持有股票资产的市值明显幅回升，财富效应继而由“负”转“正”。由于去年股市的调整较为明显、且更集中在中小市值，散户持有股权资产的票面价值一年间缩水约29%、或4.2万亿元。而随着市场回暖，2019年前3个月散户持有股权资产的票面价值上升了28%。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逆转了去年下半年的颓势、今年录得明显升值，这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购买力。实证表明，以外汇计价的中国名义增速与中国海外消费增长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

综上所述，今年以来与消费相关的周期与政策环境都有所改善，其中财政政策更是多措并举，这些因素均有利于提升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往前看，消费购买力回升及CPI上行有希望将名义社零增速推升回至9%以上的区间。逆周期政策方面，如果“稳货币、宽财政”的基调能在今年延续并有效执行，消费增长可能低位企稳回升。

分行业看，考虑到周期有望趋稳而收入分配继续改善，大众消费升级可能方兴未艾。同时，鉴于就业市场初步企稳且CPI上行，必选消费品类的增速也有望回升。虽然整体商品房成交增速依旧偏弱，但地产市场情绪的边际改善可能带动地产竣工加速、及竣工相关的消费增速有所提升（过去几年累积了大量在建未竣工商品房）。此外，海外消费增长有望回暖，相关国际品牌也将受益。

即使在去年“泥沙俱下”的环境下，部分领先消费品企业营收增长仍显出较强韧性——而这类企业在今年表现可能更为亮眼。去年，一向以“平稳”著称的名义零售同比增速从10.1%下滑至8.1%，为2004年来最低水平。去年消费“完美风暴”的洗礼下，大部分消费相关的行业收入增速放缓、利润率收缩、或面临较大的去库存甚至“去产能”的压力。

回头看，这些不利因素为今年消费品行业奠定了较低的同比基数、以及整合度更高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相对（去年）平稳的宏观环境下，去年通过增加市场份额和/或有效成本管理而得以“独善其身”的消费品企业，在今年的成绩更为可期。

（作者：梁红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西部经济仍具备较快增长的动力和潜力

西部地区去年尽管经济增速依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大部分省市经济增速均有所放缓，部分省市下滑幅度还较为严重，许多人对西部地区经济未来发展前景充满疑惑：未来西部地区还能保持前几年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么？答案是肯定的。未来西部地区除了一如既往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外，劳动力充足、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等优势依然突出，加上近几年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新动能正加快孕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化发展空间广阔，这些积极因素仍将支撑西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机遇期、窗口期，是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增速将略有放缓。

一、西部发展将继续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以西部大开发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为契机，目前发改委正牵头研究起草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初步考虑通过强化六方面举措来推动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力度，将抓紧推进一批西部急需、符合国家规划的重大工程建设。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开工建设一批交通、水利、能源基础设施与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重点工程，确保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确保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势头不减弱。商务部将从4个方面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一是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完善支持政策，在税收、用地、信贷等方面落实有关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三是畅通开放的渠道，建设跨境多式联运交通走廊，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降低中西部地区的流通成本。四是加强开放平台的建设，强化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载体平台建设，支持沿边的省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合作，提升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水平。

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优势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省份依靠代工厂，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经济模式使其实现了率先发展，在目前外贸订单大减的情况下难以为继，十几年高速增长的工业产能骤然下降，导致已经水涨船高的平均工资和用地成本无法摊平，用以前投资拉动、扩大产能的套路更是死路一条。而西部许多省市如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等都是劳动力大省，劳动力成本低廉，加上西部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产业承载能力强，于是传统外资和沿海代工厂大举进军西部省份，瞄准了中国内部的庞大市场，内需逐渐取代外贸，成为了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目前笔记本和手机的产量有将近3成的份额在成都和重庆所在的西部地区完成组装，汽车产量有2成以上在西部地区生产，这其中产生的天量就业和GDP是过去西部不可想象的。随着制造业一同内迁的还有人口，原来的外出务工大省纷纷迎来人口的返城潮，过去只能在沿海地区才能从事的行业如今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轻松入职，初级制造业带来的庞大就业机会让这些曾经的候鸟都重新还巢。此外，许多西部省市内部经济差距很大，地区内部有大量落后的偏远地区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省内中心城市有巨大差距，从而有进城改变生活状态的迫切愿望。于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地核心城市，具备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备条件。未来较长时期内，西部这种综合配套的产业发展优势将依然存在。

三、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将日益完善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西部地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力度，大力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累计新开工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152项，投资总规模3.75万亿元，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民生和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铁路累计开工重点工程23项，宁西铁路西安至合肥段增建二线，呼和浩特至张家口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一批连接东西、串通南北的铁路相继建成。公路累计开工重点工程35项，“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全线贯通，国家高速公路网西部地区路段基本建成。民航机场累计开工重点工程12项，投资规模1624亿元。成都、重庆、西安、昆明等机场改扩建工程相继实施。水利累计开工重点工程20项，投资规模4041亿元。内蒙古尼尔基大型水利枢纽建成发挥效益，云南滇中引水、内蒙古引绰济辽、陕西引汉济渭等重大引调水工程稳步推进。能源累计开工重点工程41项，金沙江观音岩等一批水电站、风电站项目建成投产，西电东送三大通道全面建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全面实施。到去年年底，152项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已经完工52项，还有100项在建，按照计划安排，全部项目将在2023年年底完工，完工以后西部将新增铁路里程8751公里，新增高速公路3219公里，新增发电装机1878万千瓦，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四、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空间广阔

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空间，截止2017年底，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镇化率分别为67.0%、54.3%、51.6%和62.0%，西部地区城镇化率比东部和中部分别低15.4和2.7个百分点。过去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农业人口众多，人口聚集效应很弱，客观上形成了地广人稀的居住局面，城市化进程长期落后于中国东部省份，并且房价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但是随着东部地区城市容量逐渐饱和，城市化进程遇到了瓶颈，且西部城市开始有大量新兴产业出现，客观上满足了人口的就业需求，导致了大量人口回流西部，进城的年轻人口又是买房置业的刚需群体，让过去西部狭小的城区进入了快速扩张的时代。拿成都来说，最近十年核心城区的房价翻了4倍多，但城区的面积却扩大了6倍多，城市规模成几何倍数增长让城市的经济规模快速上升。目前房地产领域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较大比重，城市扩张需要修建道路、桥梁、地铁等基础设施，并且带来人口聚集及消费增长，这些都将有效拉动GDP增长。

五、生态补偿机制将使西部地区受益良多

生态补偿机制就是生态受益地区向生态价值提供地区给予补偿，包括资金、项目、人才各方面的补偿，让这些生态保护地区或者生态价值提供地区有积极性，减少污染破坏祁连山这样的冲动。随着生态环境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加大，生态补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目前国有国家级生态公益林补助标准已经提高到每年每亩10元，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每亩15元，草原、草畜平衡的奖励标准提高到每年每亩2.5元，草原禁牧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每亩7.5元。目前西部的国家级公益林10.6亿亩，占全国总和的65%。2017年中央财政投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一共是175.8亿元，西部地区拿到的资金占60%。西部地区的禁牧草原面积一共是11亿亩，草畜平衡面积26亿亩，中央草原补助资金187.6亿元，西部地区占96%。另外还有湿地补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投入都非常大，西部也都是占大头。目前我国正推动水权、碳排放权、排污权、碳汇交易等不同的生态补偿办法。生态保护补偿促进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了生态保护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拓宽了农牧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有效增加了生态产品和服务，实现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有机统一。

六、未来西部经济增速将有一定程度放缓

尽管西部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在目前整体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西部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体制性顽疾、结构性矛盾与外部环境冲击交织叠加，经济下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从外部环境来看，贸易战或许只是中美两国的首轮较量，中美博弈的的时间不会短，可以预期美国出于延缓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和延缓自身实力下降的时间的双重目的，势必在贸易战之外，挑起更广范围的纠纷与摩擦，中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来自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的竞争压力。从内部来看，西部地区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如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有待改善、主导产业优势弱化、投资趋稳回升难度大等等，西部许多省市经济对投资依赖性很强，近期还出现了与2015年影响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相类似的因素，比如经济悲观预期再起、民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资本市场的负面冲击和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值得高度重视。如不及时采取风险防范和对冲措施，未来民间投资可能再次出现大幅下滑风险，拖累经济增长。2019年随着国家和各地政府出台措施遏制投资下滑，以及补短板、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问投资、稳预期等各项政策的落实，西部经济增速将继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几年，对西部地区而言将是挑战更大、困难更多，外部变局持续延伸，内部转型持续推进，变局与转型重叠，各种矛盾将进一步积聚和释放，如果不能采取针对性改革措施，经济增速放缓恐难以避免。 （朱敏）

中国经济复苏中的四大短期挑战

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转好，政策积极发力已初见成效之时，中国经济已初步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3月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积极变化，逆周期调节政策初见成效，经济似有企稳回暖之势。在多重政策积极发力以及中美贸易战缓释的背景下，3月制造业PMI超预期反弹1.3个百分点至50.5%，创近6个月以来的新高；季节性因素之外的发电煤耗等高频指标也指向3月经济数据环比回暖。A股在春节之后的表现更是雄冠全球。展望未来，伴随着增值税减税落地、基建补短板等逆周期调控政策相继步入集中发力期，中国经济复苏势头看上去良好。但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环境。考虑到一些结构性问题仍旧存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的势头尚未完全稳固，仍有四大挑战值得关注：

通胀压力回升制约政策放松

伴随3月以来猪肉价格的回暖、非洲猪瘟加剧供给冲击，猪周期重新启动，加之前期国际油价明显上涨，短期内中国通胀压力再度攀升。历史上几乎每轮猪肉价格的上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中国的CPI分项中食品分项波动大于非食品，主导CPI走势；其中猪肉价格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食品分项的走势，因而也成为影响CPI的重要因素。

短期内国内通胀或存在上涨压力，特别是在二季度翘尾因素较高的背景下，CPI或将迎来上行态势，个别月份将超过3%。根据测算，3、4月份CPI同比将回升至2.5-2.6%左右，6月压力更大，可能突破3%。而一旦通胀水平短期内接近或者超过政府的3%既定目标，恐将对货币政策造成制约。

同时，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处于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担忧，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可能性也明显降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转向，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整体保持逆周期调控仍是主要基调，只是短期内进一步宽松的空间会受到限制。

全球经济疲态困扰出口前景

今年出口或将面临全球经济疲软的挑战，对经济增长有所拖累。虽然中美贸易经过九轮谈判已取得诸多重要进展，有望最终达成协定，但去年3月贸易战以来“抢出口”效应的逐渐消退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短期内难以获得明显好转。今年前两个月贸易数据已不容乐观，以美元计的出口下降4.6%，其中，中国对美累计出口暴跌14.1%，成为主要拖累。展望全年，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下行通道，外部需求疲软，全年外贸前景仍然忧患重重。

例如，美国经济在经过2018年二季度的美国经济GDP突破4%之后，已经处于下滑通道，经济增速出现逐季放缓态势。2018年四个季度分别增长2.2%、4.2%、3.4%和2.2%。此外，2月份3月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12年来首次倒挂，从历史来看，这个与美国经济衰退紧密联系的指标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令人担忧。好在美联储也已于上个月退出加息周期，同时将2019年的经济增速下调为2.1%，2020年则降为1.9%；而伴随着美国税改的基数效应消失、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加大，政府一度长期停摆，预期美国经济将在2019年面临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2018年下半年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大大低于预期，火车头德国经济失速，深陷“黄马甲”危机的法国复苏动力严重不足，意大利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深陷脱欧困局的英国各项指标也在下滑。欧洲央行已将2019年GDP增速预测由去年12月的1.7%大幅下调至1.1%。此外，欧洲政治风险不容小视，英国脱欧问题的悬而不决、民粹主义在多国蔓延又给欧洲经济再添新变数。欧盟和美国作为中国前两大进口国，经济一旦转弱，将对中国出口构成显著制约。

房地产市场回暖下的政策两难

房地产走势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3月在前期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行以及一些行政限制松动的背景下，国内房地产销售数据出现了回暖态势。3月30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反弹至20.4%。在资金面宽松的背景下，2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3%，环比下降0.53%，连续3个月回落。此外，2019年1-2月房屋施工面积去除新开工面积的增速大幅回升至6.8%，这一数据在2016-2018年分别只有1.9%、1.8%和1.7%。

最近20年来，中国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是否是房价新一轮上涨的前夜？展望未来，房地产政策松紧对于经济运行仍然影响显著。虽然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改善，但主要是前期“一刀切”房地产急刹车调控的边际调整，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同时，政策过于严厉，也打压了部分刚性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因城施策”将是房地产调控的主线。与此同时，“房住不炒”的政策没有改变，为防止货币环境相对宽松背景下的房地产“国家牛市”的覆辙，加快推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大力度减税降费的背景下，适时落地房产税，既有助于缓解短期财政压力加大，也不会增加整体税负提高的质疑，亦是推动财税改革的重要一环，今明两年推出还是大概率事件。

基建稳增长仍需防范债务风险

去年10月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决策层迅速重拾基建对于经济的托底作用，提出“基建补短板”等诸多配套政策措施，截至目前政策发力效果已有所显现。可以观察到，开年以来，基建投资在项目审批、开工建设、投融资等多个方面均呈现出明显提速的态势。截至目前，发改委基建投资审批规模几乎已恢复到2017年同期水平，1、2月累计同比增速则分别达到78.5%、74.5%；地方掀起基建项目开工潮，重点短板领域如交通运输、环保领域投资增长明显；专项债的放量发行、挖掘机和重卡行业产销数据呈现复苏迹象等，均提示基建投资在政策加持下将持续反弹。

虽然当前基建补短板的力度仍在合理范围之内，但展望全年仍将面临较大的资金来源压力，预算约束之下需要警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卷土重来。尤其金融危机以来，稳增长发力基建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中，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为发力基建刺激经济，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往往放松导致债务快速扩张，过去几轮稳增长均是如此。本轮财政政策重点发力减税降费，同时兼顾基建补短板，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将会凸显，中国能否走出过去的地方政府债务周期仍有待观察。

综上判断，近期在内外多重因素转好，政策积极发力已初见成效之时，中国经济已初步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但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尚未完全稳固，猪周期启动下的短期通胀压力，全球经济下行中的出口压力，房地产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心，以及基建托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仍然需要关注和警惕。因此，在中国经济已见底回升之际，未来反弹态势是否稳固，政策选择仍然尤为关键。夯实经济向好基础，仅依靠短期刺激政策效果有限，未来减税降费落地情况如何、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能否破局，以及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红利如何释放，这些更为深刻的制度变化才是决定中国能否稳健复苏的关键。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指出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在财税金融、营商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效。同时，随着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变化，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意见》要求一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制，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标投标、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提供充足市场空间。不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推进“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最大程度实现准入便利化。主动服务中小企业。进一步深化对中小企业的“放管服”改革。继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推动企业注册登记、注销更加便利化。推进环评制度改革，落实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制，将项目环评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一半。落实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主动服务企业，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要“一企一策”给予帮助。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寓监管于服务之中。避免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和金融机构去杠杆中对中小企业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置措施。深入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保障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坚决保护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严格禁止各种刁难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行为，对违反规定的问责追责。

二是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加大再贴现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小微企业500万元及以下小额票据贴现。将支小再贷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含新型互联网银行）。将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担保品范围。进一步完善债券发行机制，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采取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提供信用增进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经营正常、面临暂时流动性紧张的民营企业合理债券融资需求。探索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鼓励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专项基金开展民营企业兼并收购或财务投资。大力发展高收益债券、私募债、双创专项债务融资工具、创业投资基金类债券、创新创业企业专项债券等产品。研究促进中小企业依托应收账款、供应链金融、特许经营权等进行融资。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发挥知识产权增信增贷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发放中长期贷款，开发续贷产品。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加快中小企业首发上市进度，为主业突出、规范运作的中小企业上市提供便利。深化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等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在新三板挂牌融资。推进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完善创新创业可转债转股机制。研究允许挂牌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落实创业投资基金股份减持比例与投资期限的反向挂钩制度，鼓励支持早期创新创业。鼓励地方知识产权运营基金等专业化基金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对存在股票质押风险的企业，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研究制定相关过渡性机制，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采取防范化解风险措施。减轻企业融资负担。鼓励金融机构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满足进出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加快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引导担保机构逐步取消反担保，降低担保费率。清理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时强制要求办理的担保、保险、评估、公证等事项，减少融资过程中的附加费用，降低融资成本；相关费用无法减免的，由地方财政根据实际制定鼓励降低取费标准的奖补措施。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研究放宽小微企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单户额度限制，进一步释放商业银行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的经济资本。修订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适当放宽考核指标要求，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入。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夯实对小微业务的内部激励传导机制，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完善绩效考核方案、适当降低利润考核指标权重，安排专项激励费用；鼓励对小微业务推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措施；细化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管理，完善授信尽职免责规定，加大对基层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贷款的激励力度，提高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占比；提高信贷风险管控能力、落实规范服务收费政策。

三是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改进财税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落实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中央财政安排奖补资金，引导地方支持扩大实体经济领域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融资担保成本。进一步降低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的政策门槛，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支持地方给予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同时推进相关统计监测和分析工作。落实金融机构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政策、贷款损失准备金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减轻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加快推进地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根据实际情况，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支持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完善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各级政府要为中小企业开展政府采购项下融资业务提供便利，依法及时公开政府采购合同等信息。研究修订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采取预算预留、消除门槛、评审优惠等手段，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倾斜。充分发挥各类基金的引导带动作用。推动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走市场化、公司化和职业经理人的制度建设道路，使其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在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大力推进国家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的实施和运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产业领域优质企业融资。

四是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加强中央财政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加大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调整完善科技计划立项、任务部署和组织管理方式，大幅度提高中小企业承担研发任务的比例。鼓励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资源，围绕创新链、产业链打造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创新网络。推动专业化众创空间提升服务能力，实现对创新创业的精准支持。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鼓励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搭建网络管理平台，建立高效对接机制，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和实验设施向中小企业开放。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共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支持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型、专业资本集聚型、科技资源支撑型、高端人才引领型等特色载体。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通过源头追溯、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立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成果。组织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开展专利导航，助推中小企业技术研发布局，推广知识产权辅导、预警、代理、托管等服务。引导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支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聚焦主业，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研究制定专精特新评价体系，建立动态企业库。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基础，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施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专项工程，打造一批融通发展典型示范和新模式。围绕要素汇集、能力开放、模式创新、区域合作等领域分别培育一批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项目，引领制造业融通发展迈上新台阶。推进发展“互联网+中小企业”，鼓励大型企业及专业服务机构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云制造平台和云服务平台，发展适合中小企业智能制造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和工具包，完善中小企业智能制造支撑服务体系。推动中小企业业务系统云化部署，引导有基础、有条件的中小企业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推动低成本、模块化的智能制造设备和系统在中小企业部署应用。大力推动降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宽带专线接入资费水平。

五是改进服务保障工作。规范中介机构行为，提升会计、律师、资产评估、信息等各方面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优先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咨询、创业辅导、技术支持、投资融资、知识产权、财会税务、法律咨询等服务。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设和培育。搭建跨部门的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及时汇集涉及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创新创业、财税金融、权益保护等各类政策和政府服务信息，实现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一站式服务。建立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和定期发布制度。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名录，积极推进银商合作。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小微企业名录，建立完善小微企业数据库。依托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开发“信易贷”，与商业银行共享注册登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黑名单”以及纳税、社保、水电煤气、仓储物流等信息，改善银企信息不对称，提高信用状况良好中小企业的信用评分和贷款可得性。重视培育企业家队伍。继续做好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健全宽容失败的有效保护机制，为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完善人才待遇政策保障和分类评价制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企业家参与制定涉企政策，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树立优秀企业家典型，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对外合作与交流。优化海关流程、简化办事手续，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深化双多边合作，加强在促进政策、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中小企业交流与合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鼓励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协会等探索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和地区设立“中小企业中心”。继续办好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境内外展览展销活动。

两部门印发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决策部署，科学推动《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确定的2019-2020年建设目标实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实施方案（2019-2020年）》（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了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工作、申报基本条件、实施程序和组织保障等，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相关政府部门和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工作指导。《实施方案》的印发，标志着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按照《实施方案》，国家物流枢纽原则上基于已投入运营、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市场需求旺盛、发展潜力较大、区域带动作用较强、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物流枢纽进行建设。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将在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人民政府编制的建设方案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需要，统筹研究确定第一批15个左右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要情文摘

信用等级较低企业将面临限制融资等惩戒措施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作为信用建设牵头部门，下一步，发改委将着力从顶层设计、基础保障、创新推广等方面推进信用监管工作。

【问题】信用监管是提升社会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是要创新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将信用监管的手段嵌入到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中去。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谈到优化营商环境时强调了“信用监管”的概念。然而，当前我国信用监管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方面，部门信息未有效融合，信息共享不够充分。由于缺乏前期规划，各部门数据采集的重点不同、标准不同，数据的碎片化问题比较严重；加之一些数据变化较大，准确性也难以保障。很多部门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监管系统，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信息分别归属不同部门，信息融合度、共享度不高，难以形成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链，影响了企业信用信息的高效应用。

另一方面，信用约束机制不够完善，失信惩戒力度不足。目前，各地信用约束制度不统一，对存在哪些失信行为的经营者进行“限制或禁入”规定得不明确，失信惩戒标准不统一，信用约束机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而且，目前的信用约束机制主要考虑限制失信企业参与招投标、获取银行贷款，但受限于全社会信用意识整体不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健全、企业自律意识较弱，这些手段难以对失信企业形成足够的威慑力。与此同时，占市场主体数量较大比重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经营过程中很少涉及政府采购、招投标等事务，现有信用监管体系很难对这部分市场主体实施有效的信用监管。

【对策】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信用监管的基本思路，就是按照信用状况对监管对象进行分级分类，并实施差别化管理措施。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主体减少监管频次，提供便利服务，而对信用等级较低的主体则从严监管、协同监管。通过开展分级分类监管，可以将有限的监管资源进一步向信用状况不佳的对象集中，有效解决监管力量不足问题，提高监管效率，做到守法者无事不扰，违法者利剑高悬。比如，对信用等级较高的诚信企业优先安排财政性资金、优先办理通关手续，而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将面临停止财政性资金支持、限制融资行为等惩戒措施。目前，信用监管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如在进出口领域，海关对认定的D级进出口企业平均查验率达到92.52%，是A级进出口企业的近180倍。

作为信用建设牵头部门，下一步，发改委将着力从顶层设计、基础保障、创新推广等方面推进信用监管工作：

一是完善顶层制度设计。研究制定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的顶层设计文件，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

二是加强信用信息归集。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加快各类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归集，利用大数据手段全面刻画市场主体信用状况，为开展信用监管筑牢基础。

三是开展创新应用。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牵头完成涉天然气、涉煤炭等27个领域近40万家主体的公共信用信息评价，为相关部门更加便利精准地开展信用监管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评价范围，创新评价应用，推动信用监管工作不断完善。

中小企业融资将再获五大政策支持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文称《指导意见》），继续定向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融资方面将再获五大政策支持。

【问题】融资难题是横贯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前的“高山”，从中央到金融监管部门，均在为攀越这座“高山”修路搭桥。近年来，我国一直着力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但直接融资在融资体系中的占比仍然较低。我国民企融资更多以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为主，资金主体相对单一，且容易受到风险偏好和激励机制等因素制约。拓展直接融资渠道，能降低民企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能分散金融体系的风险。小微金融服务的主要挑战在于商业可持续性，放宽小微企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单户额度限制，有利于降低风险资本的占用，释放商业银行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的经济资本，增强信贷投放的能力和积极性。从组织体系看，银行金融机构和一线员工是小微企业贷款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才能打消一线机构和从业人员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顾虑。近来，市场对民企的风险偏好有所降低，部分民企出现流动性困难。攀越融资的“高山”，既能帮助企业渡过燃眉之急寻得发展空间，也能助力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

【对策】《指导意见》从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减轻企业融资负担、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五大方面综合部署。这五大方面又包括了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加快中小企业首发上市进度、推进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等多项具体措施，可谓政策支持“全方位无死角”。

意见提出，进一步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加大再贴现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小微企业500万元及以下小额票据贴现。将支小再贷款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含新型互联网银行）。将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加大信贷渠道支持力度的同时，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还需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意见提出，探索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加快中小企业首发上市进度，为主业突出、规范运作的中小企业上市提供便利等，旨在补齐直接融资渠道的短板。

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积极性，监管考核的指挥棒必须进行有力引导。意见提出，研究放宽小微企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单户额度限制、鼓励对小微业务推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措施、细化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管理，完善授信尽职免责规定等。

降低社保费率政策重在贯彻落实

近日，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就《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答记者问时表示，将指导各省抓紧制定调整养老保险费率的具体方案，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确保降社保费率政策5月1日如期落地实施，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

政策背景：2019年4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总体考虑是，统筹考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综合施策，确保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实际负担有实质性下降，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还将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目前，人社部、财政部正按照国务院部署组织实施2019年基本养老金年度调整工作，这也是连续第15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今年总体提高比例为5%，预计将有1亿左右企业退休人员受益。

政策意义：一方面，这是长期性制度安排，政策力度大，普惠性强，减负效果明显，彰显了中央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各地降费率后，全国费率差异缩小，有利于均衡企业缴费负担，促进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有利于全国费率逐步统一，促进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此外，降低费率后，参保缴费“门槛”下降，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职工的参保积极性，将更多的职工纳入到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来，形成企业发展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以《方案》计算，预计2019全年养老保险基金调剂规模约为6000多亿元，受益省份受益额将达到1600亿元左右，调剂力度比2018年明显加大，将进一步均衡各省之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为实施降低社保费率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政策内容：《方案》共计包括八项内容，一是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高于16%的省份，可降至16%。二是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现行的阶段性降费率政策到期后再延长一年至2020年4月30日。三是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政策，将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核定职工缴费基数上下限的指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一定范围内自愿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四是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逐步统一养老保险政策，2020年底前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五是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今年调剂比例提高至3.5%。六是稳步推进社保费征收体制改革，企业职工各险种原则上暂按现行征收体制继续征收，“成熟一省、移交一省”；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七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在国务院层面和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建立由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机制。八是认真做好组织落实工作。

政策影响：《方案》实施到位后，预计2019年全年可减轻社保缴费负担3000多亿元，社保缴费负担明显减轻。根据《方案》，缴费基数政策也要进行调整：明确将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核定职工缴费基数上下限的指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可在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至300%范围内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对于这一政策调整，主要考虑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原政策规定的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能够更合理地反映参保人员实际平均工资水平，以此来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工资水平较低的职工缴费基数可相应降低，缴费负担减轻。部分企业，特别是部分小微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少职工按照缴费基数下限缴费，企业缴费负担也可进一步减轻，能更多受益。

假设某地区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000元，则原个人缴费基数下限为3600元，如某职工月工资水平为3000元，需按缴费基数下限3600元计算缴费金额；计算口径调整后，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000元，则个人缴费基数下限相应降低到3000元。前后对比，月缴费基数减少600元，个人缴费比例8%，月缴费负担相应减轻48元，如其所在企业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确定单位缴费基数，则企业每月缴费基数也相应减少600元，缴费负担可进一步减轻。

同时，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而言，政策调整后，不仅平均工资口径调整、标准降低，选择范围也变大，选择低基数的可以进一步减轻缴费负担，收入较高的人员也可以选择较高的缴费基数，来提高自己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比如，按上例，如为灵活就业人员，月缴费基数可从6000元改为以3000元下限缴费，则月缴费基数减少3000元，按20%比例缴费，月缴费负担相应减轻600元。

保障措施：四部门指出，为保障参保单位和职工应享尽享降费红利，确保《方案》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打赢“降费减负”这场硬仗，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指导各省抓紧制定调整养老保险费率的具体方案，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确保降费率政策5月1日如期落地实施，坚决兑现对企业和社会的承诺。

二是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将及时跟踪各地政策制定及实施情况，指导地方实而又实、细而又细地落实好《方案》各项措施，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降费感受，不断增强参保单位和职工的政策获得感。

三是开展政策总结评估，适时对政策实施效果开展全面评估，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查缺补漏，努力达到政策实施的最优效果。

四是强化监测预警，坚决兜牢民生底线。对《方案》实施后的基金运行情况做好后续跟踪，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使社保基金可持续、企业与职工同受益。

放宽落户限制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政策背景：城镇化概念由来已久，截至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但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80%左右的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尚有较长的路要走，同时也说明发展潜力尚在。有关研究表明，1个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大概能增加消费1.6个百分点，增加约1.2万亿元的消费与投资。

不过，目前以乡村人口涌入城镇买房置业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模式，有难以为继之虞。因为从购房的角度而言，在近年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房价轮番上涨后，房价畸高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以乡村人口购房主力的县城为例，新建商品房价格基本都在6000元/平方米以上，一套房耗尽两代人积蓄，对消费挤压十分明显。之前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不仅如此，连农村大学生毕业留在城市工作，和城市户籍人员从事相同工作、缴纳一样的社保，也不能享受均等待遇。即便从公平的角度而言，也是极为不合理的。

此时，倡导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关键是要以人为本，切实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

政策意义：2017年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到了147个，其中超500万人口的城市有13个。对比此次文件要求，除了这13个大城市外，其他绝大部分城市都得开放落户，至少得放宽门槛。随着户籍改革的与时俱进，一旦“户随人走”成为现实，意味着户籍将仅仅作为一种信息登记制度而存在。这是继各省市抢人大战以来，全国范围内更彻底、更广泛的落户政策改革。发改委宣布的这份文件将有效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加速这些城市，尤其是二线城市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政策内容：《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要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政策影响：当前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了16个百分点。这其中，绝大多数人就是在城市中落不了户的。尤其学历在大专以下、以往在二线城市中落不了户的，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而对于许多人来说，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太高，三四线城市机遇又不多，今日这些放开放宽的二线城市将是不错的选择。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人们对城市生活特别是对城镇人居环境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便利性、舒适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我国城镇建设模式的转型发展。包括绿色城市、海绵城市、低碳城市等新型城市以及特色小（城）镇、市民农庄等一批新型城镇化的先进载体将加快发展。虽然原本依赖房价上涨的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但可转型为文旅和康养产业。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重带来巨大的养老需求，而不断增加的中产阶层人口数量以及公众的保健意识不断提高，养生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在不断提升，加之消费升级和政策红利的引领，文旅产业市场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对策建议：新型城镇化需要克服的困难仍不少，涉及公共服务的教育、医疗，诸多大城市在教育资源供给和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结算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更是阻力重重。全国范围内的放开放宽，意味着靠一昧降低准入门槛来“抢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如何加大力度完善城市服务、配套设施，在未来的开放环境中留下更多的居住人口，即将成为这些城市面临的又一任务所在。新型城镇化主要体现在践行社会公平和促进产业升级，人民安居乐业、产业不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无疑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了《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发改投资规〔2019〕179号）。

《暂行办法》明确，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支持范围为：地下排水管渠、城市排涝除险设施、城市数字化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可根据有关工作部署要求、专项投资规模等，对年度纳入专项投资支持范围的项目类型进行必要调整。

《暂行办法》指出，本专项用于支持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地市级及以下城市的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补助比例原则上按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不高于项目总投资（不包括征地拆迁费用）的45%、60%、60%控制。按照国务院关于城市排水防涝补短板工作部署，支持近年来城市内涝灾害严重、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任务较重且已编制完成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规划的城市；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优先支持已制定城市排水防涝补短板实施方案的城市。对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分解转发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时，补助标准根据相关规定适当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内部报告

特朗普将改变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近几个月来，美联储是历史以来的多事之秋。不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横加指责，而且特朗普为了达到其绝对干涉美联储运作的目的，准备任命两个市场十分质疑的人为美联储理事。这可能让美联储整个运作“政治化”。可以说，如果美联储运作完全“政治化”，这将严重地改变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场灾难。

最近几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痛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有关升息的决定，甚至指责美联储“疯了”、“精神错乱”，但白宮又不断地重申特朗普并没有计划炒掉鲍威尔。比如，在3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美联储升息是错误之举，伤害了美国经济及股市。白宮经济顾问库德洛呼吁美联储应该降息2码，库德洛承认这反映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看法，但否认政府在施压美联储要降息。

特朗普在推特中说：“如果美联储没有错误地升息，尤其通货膨胀率不高时，如果美联储没有“时机荒谬地”采取量化紧缩政策，经济成长率为3%的GDP和股市都会更高，全球股市也会更好。”所以，美国经济顾问库德洛3月29日证实他告诉新闻网站Axios，希望美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以及停止缩减持有的美国债券，以免受到海外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特朗普在4月5日又表示，如果美联储降息，股票市场就会像“火箭船”一样攀升。他认为，美联储真的就此美国经济成长放缓，并称美国目前并不存在通货膨胀。从这些言论中，特朗普既不懂经济，更不懂货币政策，只是睁着眼睛胡言。以总统的权势这样来干预美联储运作，让美联储丧失独立性，金融市场的预期肯定全面打乱，投资者肯定会无所适从。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理事夸利斯指出，他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认为采取更多升息措施将是合适的。夸利斯又说，“就货币政策而言，我非常乐于在此时保持耐心并密切观察数据，我觉得政策利率在某些时点进一步提高可能是必要的，这个观点与我对经济成长潜力和动力的乐观看法一致。用美联储的说法，我估计目前利率水平仍低于中性政策利率。”夸利斯这些言论是当前美联储看法一致，也在坚决维持美联储的独立性，不为特朗普的权势所动。所以，只要实际上美国经济向好，美联储的理事肯定不会屈服特朗普的权势，以此来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特朗普也不善罢甘休。为了达到严重干预美联储货币政策运作的目的，特朗普只能是一计不成，又生另一计。

特朗普向美联储施压减息的压力，并非仅说说而已，而是要用尽其权势来达到目的，特朗普现准备把目前美联储两个理事的空缺一口气由他的有争议的亲信来填补。此前特朗普准备提名被视为其亲信的保守派评论家穆尔（StephenMoore）出任美联储理事，已经令财经界为之侧目，引起市场严重质疑。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了结，特朗普再提出另一名更具有争议的人选凯恩（Herman Cain）来担任美联储理事。这也反映了特朗普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施压的行动进一步升级。

对此，市场除了担心特朗普安插两名亲信来削弱美联储独立性之外，对特朗普这两个亲信的资历严重质疑。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格特勒（MarkGertler）形容，很难想到比这两个人更差劣的理事人选，这两个人选都欠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这两个人选曾发表的言论更是显示除了政治化之外，对货币政策一无所知。

73岁的凯恩上个世纪90年代曾担任过堪萨斯城联储银行主席，但该职位与货币政策完全无关，他更为人熟悉的身份是薄饼店Godfather's Pizza前行政总裁。凯恩目前正替特朗普2020年连任的竞选活动筹集资金。而他和穆尔一样，都做过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顾问。也正是在这个期间，两人都不断地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主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要全面收紧，但是最近为了配合特朗普的心意，两人又认为美联储不应该让货币政策收紧，而是要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既要减息也要停止缩表。特朗普塞进这样的两个人选，不仅不懂货币政策，而且是随政治风向的墙头草，肯定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运作严重骚扰及影响。

可以说，以往美联储理事获得提名，其人选属于哪个政党没有多少关系，他们都不涉及政治，主要是以专业知识及专业经验为依据。相比之下，特朗普提名凯恩和穆尔为美联储理事人选，并不考虑其专业知识及专业经验，而是考虑他们对特朗普政治的忠诚度。如果特朗普这种愿望得以实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得取决于特朗普的指挥棒，美联储的独立性就会完全丧失而沦为特朗普的工具。而特朗普向来飄忽无定，我行我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让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增，也将改变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由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所主导，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既是国内货币政策，也国际市场的货币政策，这肯定会增加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及震荡，对全球的投资者来说，肯定是一场巨大灾难。就如特朗普挑起了2018年全球贸易大战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样，特朗普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却要改变整个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政策借鉴

上海成果转化挥起体制机制“指挥棒”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一直以来饱受诟病。而科研成果产权分割、国有无形资产监管等一直是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过程中需要着力打通的“堵点”。上海市近日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25条”)。事实上，早在2015年，上海就曾发布推进科创中心建设“22条”，为创新“减负”。这次的“25条”与之相比，尤其针对科技成果供给端、服务端、需求端做出了重大体制机制改革的突破。

探索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试点改革、将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与高校科研院所考核评价挂钩、激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并加大投入基础研究……上海科改“25条”在成果转化的产权激励、分配和激励机制上做出大胆改革尝试，挥起了体制机制改革指挥棒。

政策“扩”权促成果快速进入市场

2015年至今，中科院上海药物所42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全部是通过许可或转让的方式进行转化，转化形式非常单一。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成果转移转化处处长关树宏对此解释道：“之前没有采取作价入股的方式进行成果转化，是因为国有资产监管流程比较复杂。一个技术成果从项目孵化到进入产业化，按照现行国有资产监管制度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关树宏感叹，时间是药物研发决胜的最主要因素，而原有过程中多个环节都需要时间。

转让、许可和作价入股是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流方式。其中，作价入股能够最大程度地让技术成果所有者获得收益。但在具体实施中，成果价值评估和国有资产备案程序一度成为科技成果进入市场通道的障碍。一位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高校老师称，通过学校“走流程”太慢，周期太长。

此次，上海科改“25条”大胆提出：“科技成果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市场化方式确定价格，试点取消职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管理程序，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监管机制。”这些改革举措有力地打通了科研成果快速走向市场的通道。

此外，科技成果所有权可归科研者，改革让研发人员在事前得到产权激励。对此，上海科改“25条”第11条明确提出，“探索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单位与科研人员共有成果所有权，鼓励单位授予科研人员可转让的成果独占许可权。”成果转化收益相当于粮食，成果所有权相当于土地。“原来是最后转化的收益当作奖励，粮食收割下来以后分粮，现在科研人员对成果所有权、长期使用权有诉求，也想分一些地。对此，科改‘25条’对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将进行探索试点。”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骆大进表示。

技术转化人才也能名利双收

很多高校都面临着技术经纪人缺乏和亟待转化的技术成果众多的矛盾。过去政策对科技人员的奖酬金提取比例不断加码，甚至成果转化收益的90%以上给了科技人员，导致其“话语权”太大，而科研管理人员、技术经理人等其他主体较难发挥有效作用，积极性也受影响。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后，可在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机构能力建设和人员奖励”“设立技术转移专业岗位，为技术转移人才提供晋升通道”“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绩效，可以作为其职称(职务)评聘、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这些“25条”中专门针对高校内部转移服务机构和人才建设的改革“干货”，让从事技术成果转化的人也能名利双收。

民营新型研发机构不论出身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涌现了一批新兴研发机构，如阿里巴巴达摩院、腾讯百度的研究院等，这些新型研发机构活力足、资金多，也在期待重磅支持政策。但目前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总体呈现出规模小、数量少、能力尚待提升的情况，还存在体制机制的短板。上海市科委主任张全说：“上海市要花大力气动员全社会力量建立各具特色的新型研发机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间力量、市场力量专门从事研发服务。不问所有制、不论出身，论功能、比绩效、比贡献。”

上海激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科改“25条”专门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新型研发机构，支持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创新，对满足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审、人才培养等方面享受科研事业单位同等待遇，按规定享受后补助、税收激励等普惠性政策支持。对于从事战略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研发机构，可“一事一议”，通过定向委托、择优委托等形式，予以财政支持。这些改革直击痛点，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铺平了道路。

• [编辑：张琳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