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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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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提高我国生育率 延缓老龄化进程

未来我国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征及主要问题

国务院颁布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常会确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

正确把握当前宏观政策取向

要情文摘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将进一步压缩

增值税税率大幅降低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国办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内部报告

以结构性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为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政策借鉴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完善全产业链条

经济分析

提高我国生育率 延缓老龄化进程

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人口老龄化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逐步改善,从而导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已由2000年的71.24岁延长至2016年的76.25岁,预期寿命的延长对人口老龄化产生不可逆转的趋势。另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出生人口减少,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在低水平徘徊,每年的出生人口将不断减少,表现在少儿人口占比的下降以及老年人口占比的相对提高。因此,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抑制生意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乃是延缓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手段之一。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阶段性分析

我国于1980年发布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正式拉开帷幕。受此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逐年走低,由1980年的2.63降至2013年的1.6。而国际上通常将2.1作为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的正常更替。我国于90年代初便跌破更替水平,“五普”、“六普”的总和生育率更是跌至1.22和1.18,远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门槛,即便普查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但我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已成普遍共识。总和生育率的不断降低也令我国人口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其中,0-14岁人口的比重已由1982年的33.6%下降至2013年的16.4%,降幅达17.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则由4.9%升至9.7%,升幅达4.8个百分点,人口少子化将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为应对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开始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此后,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2016年我国出生率较2015年明显提高,由2015年的12.07‰升至12.95‰,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较2015年多增131万人,但此后出生率逐年下滑,特别是2018年的出生率已降至10.94‰,较2017年大幅下降1.49‰,出生人口增长1523万人,较2017年更是减少209万人,出生人口数据远低于各方学者专家的预测。同时,从出生人口的孩次结构看,出生人口中二孩的数量和比重均呈上升态势,二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已由2015年的40%升至2017年的52%,而一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却由53%降至41%,二孩出生数量的大幅增加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全面二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育水平。但无论是“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生育的趋势,我国低生育政策积累了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特别是我国晚婚晚育趋势日渐明显,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5.7岁,较1990年的21.4岁提高了4.3岁,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初婚年龄更是在30岁以上。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也提高至26.8岁,较1990年的23.4岁提高了3.4岁。考虑到育儿成本上升以及对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生育率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二、国外人口生育激励政策的经验

发达国家更早的遭遇了低生育率问题,然而通过实施生育激励政策,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出现回升,甚至处于极低生育率的国家也开始逐渐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如瑞典的生育率在1998年前后徘徊在“低生育率陷阱”的边缘,此后便呈上升态势,到2010年时升至1.98、已非常接近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法国的生育率则由1994年1.73的低点升至2012年的2.01;德国由1994年1.24的极低生育水平状态升至2016年的1.5,逐渐摆脱“低生育率陷阱”;虽然日本当前仍处于“低生育率陷阱”中,但其生育率呈明显上升态势,由2005年的1.26升至2016年的1.44。通过对发达国家生育激励政策的梳理,发现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大对家庭的经济补贴力度。德国的子女津贴制度规定,前两个孩子每人每月可得到190欧元的补贴,第三个孩子为每月196欧元,第四个孩子每月221欧元,如果不申请子女津贴,则可申请减免个税,每个儿童可带来7428欧元/年的免税额。法国规定在家庭收入不超过限额的条件下,根据儿童出生个数可领取数额不等的出生补助,如果生育一孩,则除出生补助外,在儿童三岁之前均可享有基本津贴,如果生育二孩及以上,则在孩子20岁之前均可享有基本津贴,津贴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多而增加,同时规定7岁以下儿童托育费可抵税。日本家庭的儿童在3岁以下时可领取每月1.5万日元的津贴,3岁以上、15岁以下时则领取1万日元。新加坡则规定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在两个孩子13岁以前,一共可领价值折合现金14-16.6万新元的津贴。英国除了孕妇津贴之外还可申领儿童福利金、儿童税务补贴、工作税务补贴等,若是生育二孩,则每年可领取7000英镑。

二是实施优厚的产假制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生育保障公约》规定,妇女产假应该不少于14周,而在瑞典,所有工作的父母每生育一个子女均享有16个月的带薪产假,其中,前390天的薪水为原工资的77.6%,后90天为固定薪水。而为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瑞典政府还引入了30天的“父亲配额”,随后又进一步将配额延长至60天。如果父母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则这对父母可领取13.5万克朗的奖金。此外,瑞典的父母还拥有临时育儿假期,在孩子12岁之间,每个孩子每年给父母带来120天的临时育儿假。德国则规定服务双方共有8周的带薪产假,带薪产假过后,父母共有14个月的额外产假,在这14个月的产假中,另一方必须最少承担2个月的抚养义务。在法国,生育一孩及二孩后,母亲可休16周的全薪产假,生育三孩则将全薪产假延长至26周,父亲的全薪陪产假则为单胞胎14天,多胞胎18天,除产假外,独生子女的父母一方还可享有12个月的育儿假,二孩及以上的父母一方则可享有3年的育儿假,政府会为育儿假提供相应补助。

三是重视幼托服务。瑞典普遍建立了公共托幼机构,并将学前教育纳入早期教育体系,同时规定地方政府在儿童照顾上负有法定责任,要求地方政府向5岁以下儿童提供每周至少15小时的照顾,以此来减轻家庭照料负担。法国具有较为齐全的托幼服务体系,包括集体托儿所、微型托儿所、企业托儿所、日托中心等,除了提供基础的保育场所之外,还提供“母亲助手”、“住家保姆”、“育婴保姆”等基础性公共服务产品,从而为家庭育儿提供帮助。德国部分联邦州的幼儿园已开始逐步免费,同时政府加大了幼儿托管机构的建设力度,规定在某些新建楼盘必须同时配套建立幼儿托管场所。日本托儿服务费用一半以上由国家负担,并计划自2020年4月开始全面实行“育人革命”,届时所有3-5岁的儿童将获得免费教育,同时向低收入家庭3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日托服务。

三、鼓励生育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规避“低生育率陷阱”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我国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仍任重道远,应在客观认识我国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国家激励生育政策的相关经验,及时调整我国生育政策并不断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以及相关福利的配套制度。

一是全面开放生育。虽然我国已将生育政策调整为全面二孩,但从人口惯性以及生育政策调整的国际经验来看,我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压力依然不减,特别是我国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已逐渐经过最佳生育期,对二孩的积累效应将逐渐减弱,而90年以后出生的人尚处于最佳生育年龄。应抓住这一窗口期,取消生育限制,让生育权重回家庭。

二是加强对家庭的经济补助。在综合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的基础上,加大财政对生育政策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生育津贴、育儿津贴、家庭津贴制度,进一步完善税收减免政策,适时推出以家庭人口为基础的阶梯式税收减免政策,对于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可适当提高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贷款等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减轻家庭育儿的经济负担。

三是完善社会保育体系。当前我国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多数地区丈夫的陪产假为15天,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产假依然较短,可适当延长产假时间。同时应加快建立父母育儿假制度,父母在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由财政和企业共同承担。此外,在增加母亲产假和育儿假的基础上,可适当增加父亲的陪护和育儿假期,减轻女性育儿压力。

四是加大幼托教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合理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幼托服务领域,支持兴办基础性幼托机构和早期教育机构,鼓励新建小区建立幼儿托管场所,对于幼托机构提供一定的资金及场地支持,进一步完善幼托服务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减轻家庭的抚育负担。 (执笔:邬琼)

未来我国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征及主要问题

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不仅存在物质利益诉求,而且还存在安全诉求、权利诉求等交织的情况。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将各类社会具体利益诉求集中放大,在短时间内形成由点到面的裂变式动员特点,这都给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由于仍然存在较多法律法规空白,社会管理、协调制度建设仍需完善,特别是政府回应性仍有待加强,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未来,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仍将持续存在。

一、社会矛盾发展的新特征

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影响社会利益诉求的变量复杂多样。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进一步决定了在深化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口数量大必将造成利益诉求的几何级增长。一方面,人口数量多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劳动要素支撑,推动我国经济飞跃式发展;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多导致社会构成要素复杂,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引发社会矛盾的变量更多元,从而这些要素、诉求等变量间的联动和制衡关系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对社会转型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其次,社会能量激活带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意识不断增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的不断变化,社会成员开始摆脱改革开放初期身份隶属化、工作固定化的情况,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要素竞相释放活力的局面初步形成,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人为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深入人心,民众的独立意识、包容意识普遍明显增强,我国社会巨大的能量被激活释放。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越来越懂得选择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利益诉求的要求正在从以往的隐形层面浮现到显形层面上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不同群体的社会能量会再次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也将呈现新特点。

社会整体利益结构巨大调整决定社会利益诉求深刻变化。无论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还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来比,未来我国社会矛盾将呈现出数量更多、问题更复杂的新特征。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主要是实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同,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不仅要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且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两大转变几乎同步进行,必将放大其对社会活动的冲击,也势必造成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发展演化。

更重要的是,我国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从而不同社会群体都被深刻带入深化改革带来的群体利益巨变期,全方位的变革和调整又全面激发、显性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现象,使得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社会矛盾出现。可以预见,随着改革深入推进,这种群体矛盾必将日益突出,呈现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

信息技术助力带来社会利益诉求表达方式现代化。在当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渗透进普通社会成员生活中去,社会的动员模式发生变化。网民通过虚拟空间,如微博、微信等,形成与传统媒体相互借力的态势,动员能力和范围大大加强。这种动员模式将各类社会具体利益诉求集中放大,在短时间内形成由点到面的裂变式动员特点,热点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跨时空迅速扩散,使得社会不同领域内的具体利益诉求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应该清楚认识到,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各种利益诉求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催生,具有较强的关联度。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某项社会利益诉求一旦出现,有时就会连带催生其他相关社会利益诉求同时出现,形成集群效应。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脚步落后于利益诉求变化

未来,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呈现出物质利益诉求、权利诉求与安全诉求相互交织的态势。其中,物质利益诉求表现为利益受损群体追求基本的民生保障要求,权利诉求集中在追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多种权利,安全诉求表现在要求社会整体治安水平提高以及部分情况下个人人身安全有保障等方面。但是,由于仍然存在较多法律法规空白,社会管理、协调制度建设仍需完善,特别是政府回应性仍有待加强,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未来,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仍将持续存在。

法律体系有待完善与社会不同群体良性互动急需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未来,我国仍将处于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以宪法为核心、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仍处于建立完善阶段,部分领域内法律法规仍处于空白状态,许多社会矛盾调解缺乏法律依据。而随着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日益交叉,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急需有章可循,急需有法律支撑的沟通方式和渠道。特别是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权威性仍有待加强,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有待加强。在社会利益诉求复杂化的背景下,公共权力的无法律依据扩张仍需警惕,否则将可能激化社会群体矛盾。

社会管理、协调制度建设有待完善与社会群体诉求急需表达之间存在矛盾。社会利益诉求虽然复杂多样、千头万绪,但以社会公正为依据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安排是应对、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解决某一社会群体所面临的不公正对待问题时,不能损害另外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只有以社会公正为依据,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成社会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在健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与之配套的社会管理、协调制度的建设也有明显短板急需弥补。其中,最集中表现在利益诉求发表的迫切性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短缺间的矛盾上。利益表达渠道或制度所蕴涵的价值一方面要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实施程序与规则。

政府回应的及时性不足与利益诉求表达的快速裂变性之间存在矛盾。在制度性调节机制的帮助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抵触和冲突可以将被激活和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引导到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上来。这其中,政府如何回应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成为最直接的表达渠道。面对社会群体的权利诉求,需政府决策体系中构建公民参与的渠道;面对社会群体的安全诉求,则要求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及时有效互动以重塑政府的公信力。特别是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一旦政府回应不够及时,则社会诉求将以全所未有的方式进行传播和裂变,容易形成利益诉求叠加的态势。 (执笔:邹蕴涵)

国务院颁布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决定》提出,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及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部署,国务院决定对49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主要内容包括:

在机构改革方面,针对相关部门职责整合情况,一是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修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发票管理办法等29部行政法规;二是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修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烈士褒扬条例等8部行政法规;三是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修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4部行政法规;四是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修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4部行政法规。

在“放管服”改革方面,一是取消部分行政许可事项。修改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等14部行政法规,取消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核发等15项行政许可项目。修改国际海运条例,取消外商投资经营国际船舶运输等7项业务审批。修改道路运输条例,取消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二是优化审批流程。修改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将化妆品生产行政许可与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两项行政许可整合为一项。修改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取消在报刊上刊登营业执照作废声明的有关规定。三是优化涉外技术转让环境。修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删去技术进口合同有效期内改进技术成果权属等规定。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删去技术转让协议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等规定。四是取消有关证明事项。修改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取消收养人需提交的收养人所在单位或者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有无子女证明等事项。

国常会确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责任分工,强调狠抓落实确保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决定延续部分已到期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扶贫捐赠和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逐项分解,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国务院各部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一要突出重点。各部门要紧扣深化改革开放、简政减税降费、优化公平营商环境、培育新动能等,尽快出台细化措施。二要抓紧推进。已确定的工作和政策要尽快落地、资金尽快下达,坚持结果导向,及时了解政策实施中的企业反应、群众呼声,确保工作早见效、市场主体有感受。三要协同发力。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相互配合和政策配套。完善督办机制,坚决防止工作推进中“跑偏走样”、不作为等问题。以有力有效抓落实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市场主体信心,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更大规模减税的部署,围绕从4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16%增值税率降至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10%增值税率降至9%的举措,会议决定,一是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并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增加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实施期限暂定截至2021年底。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对政策实施后纳税人新增的留抵税额,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三是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同时,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和困难县市倾斜。

为发挥减税政策对改善民生和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支持作用,会议还决定,一是延续2018年执行到期的对公共租赁住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营、国产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等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从今年1月1日至2022年底,对企业用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的扶贫捐赠支出,按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据实扣除;对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赠免征增值税。三是从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底,对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正确把握当前宏观政策取向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并非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宏观调控。要使宏观政策方向上不出偏差,力度上恰到好处,节奏上精准适度,结果上不似是而非,就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好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我们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两个维度、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从保持战略定力的高度,正确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统筹处理好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的关系,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

不能把宏观政策仅仅理解为逆周期调节

在当下的中国,正确地把握宏观政策取向格外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

随着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管理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逐步凸显。不仅对于需求管理的提法已经从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持续扩大内需转为强化逆周期调节,而且围绕强化逆周期调节推出了一系列力度超前的宏观举措,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管理两种取向相叠加的“双重”宏观政策格局。

“双重”宏观政策格局的形成,当然是针对多年少有的两难多难问题增多的复杂形势而作出的应有抉择。然而,尽管决策层面对当前宏观政策配置的缘由及其格局有着清醒认识,也一再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但现实中的社会反应却不乏误读和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理解宏观政策的现象。除了一些媒体曾反复出现过的“再度放水”“重启宽松”等方面的字眼之外,不少人将当下的逆周期调节类比当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求刺激措施,也常有人将宏观政策等同于逆周期调节。或者,每说到逆周期调节,往往条条是道、如数家珍,而对于作为宏观政策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往往限于原则性提及,着墨相对不多。

问题在于,宏观政策终归要在基层落地,其目标终归要通过一系列的传递过程,在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交互作用中加以实现。倘若对于宏观政策的认识向逆周期调节一边倒,倘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被淡化或虚置,显然有悖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意图,甚至可能导致“惯性思维”再现,增添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正因为如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正确把握宏观政策取向”。

所以,表面上的理解和认识问题,落到实处便是贯彻和效应问题。理解和认识层面的状况,关系到实践层面的方向掌控、力度拿捏和节奏把握。要使宏观政策方向上不出偏差,力度上恰到好处,节奏上精准适度,结果上不似是而非,就必须全面完整地把握好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把握好当前宏观政策取向的三个角度

那么,该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第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两个维度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面对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既不可只管长远不顾当前,埋头于长期发展、结构调整,而对短期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反应迟缓,致使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也不能只顾当前不计长远,为了实现短期平衡、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而采取损害长期发展的短期强刺激政策,产生新的风险隐患。所以,既要看到基于经济下行压力而强化逆周期调节、加强需求刺激的必要性,也要看到基于长期大势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聚焦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规律性;既要讲强化逆周期调节势在必行,也要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长远大计、治本之策。一手抓逆周期调节,一手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互为倚重,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要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在高速增长阶段,GDP增速是核心目标,一切围绕GDP的增速转,以逆周期调节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是宏观政策主线。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和效益取代GDP增速成为核心目标,结构问题取代总量问题成为主要矛盾,主攻方向系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与之对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成为宏观政策主线。这个时候,即便也有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必要,但其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终归属于辅助线索。换言之,高质量发展条件下的需求管理是配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主角。面向供需双向发力,绝不意味着两者是平行线索,也不意味着可以在两者之间平均使力。

第三,要从保持战略定力的高度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之所以一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就是要防止政策频繁调整且幅度过大引发心理恐慌,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这里所说的需保持的战略定力,说到底,就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以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来稳定预期、稳住预期。既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也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不能一遇经济下行压力,就以速度目标替代质量追求,就从供给侧跳回需求侧,就丢下结构问题而专注总量问题。也不能一遇经济下行压力,就希望改弦易辙,搞财政刺激,让央行放水,将监管放松。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对于逆周期调节的强化是局部调整、权宜之计,并非宏观政策的全局性变化,绝非让需求管理取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成为宏观政策主线。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说到这里,可以得到的一个十分清晰而明确的结论是,由于时代变了,发展阶段变了,主要矛盾变了,宏观政策主线变了,对于当前宏观政策取向的理解和认识也要跟着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并非高速增长背景下的宏观调控。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而完整地理解和认识当前的宏观政策配置。以此为基础,统筹处理好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外的关系,加强政策协同,做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培勇)

要情文摘

中国将进一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落实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部署,明确具体配套措施。

【问题】近几年,尽管中央政府推出了系列降税减费政策及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从2016年到2018年三年为企业减轻负担超过2.8万亿元,但目前企业仍然面临较大的问题,企业上缴社保及其他费率过高,目前“五险”综合社保费率为32.5%,侵蚀了企业大量利润,导致企业负担过重;尤其是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没有根本改观,加上内外部经济环境不佳,企业市场拓展能力、经营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都处于较为严峻的局势。此外,总体而言,在我国的社会保险缴纳项目中,企业所负担的养老缴费比例为20%,五项保险的和所占社会保险比重为约30%。无论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单项费率还是多项保险费率总和,中国雇主承担的缴费水平是偏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日韩和东南亚各国,甚至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与我们费率接近的是瑞典等高福利国家。这迫切需要政府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负担。

【对策】按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为落实从5月1日起各地可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等降低社保费率部署。

一是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各地由过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改为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使缴费基数降低。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60%—300%之间自愿选择缴费基数。

二是将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再延长一年,至2020年4月底。其中,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18至23个月的统筹地区可将现行费率再下调20%,可支付月数在24个月以上的可下调50%。

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确保职工社保待遇不受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将进一步压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9年3月25日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有关情况。

【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总结经验,精简环节,压缩时间,并开展全国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题专项整治。当前,我国不动产转移、变更等一般登记办理时间已由30个工作日压缩到了目前的15个工作日左右,抵押登记办理时间也压缩到了7个工作日左右。但一些地区不动产登记耗时长、办证难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一是办证过程中涉及部门多,部门间信息共享不通畅,合作机制不到位,审核花费时间长;二是办证环节多,涉及房源核验、交易确认、资金监管等,办事流程不够清晰,办理时间长;三是多头受理业务,一些地方交易、登记和税务几个部门的人员没有集中办公,企业和个人要反复跑几个部门,重复提交材料,影响了办事效率。

【对策】《通知》提出,2019年底前,流程精简优化到位,全国所有市县一般登记、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力争分别压缩至10个、5个工作日以内;2020年底前,力争全部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主要政策措施如下:

一是推动信息共享集成。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集成机制,打破“信息孤岛”。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与不动产登记机构加强协同联动和信息集成,2019年底前实现互通共享。能够直接通过共享交换平台提取的材料或信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夯实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加快存量数据整合与质量提升,开展地籍测绘等补充调查工作,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与政府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有序衔接。推行“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建立不动产“网上(掌上)登记中心”,构建“外网申请、内网审核”模式,实现服务企业和群众零距离。

二是推动流程集成。通过信息化手段整合集成业务流程,在政务服务大厅或不动产登记大厅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相关办理事项,实现信息化技术支撑的“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取消不必要环节、合并相近环节,将登簿和制证环节、缴费和领证环节合并,不动产继承登记(非公证)办理中,公示与审核环节并行开展。精简申请材料,优化测绘成果获取方式。能够直接提取利用测绘成果的,不得另行要求当事人开展测绘和权籍调查。

三是推动人员集成。不能马上实现信息共享集成和流程集成的,可通过集中办公实现便民快捷。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综合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各相关办理事项、一次性收取所需全部材料,人工分发各相关部门分别办理,同一个窗口发放办理结果。

增值税税率大幅降低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决定延续部分已到期税收优惠政策并对扶贫捐赠和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政策背景:要深入贯彻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逐项分解,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国务院各部门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一要突出重点。各部门要紧扣深化改革开放、简政减税降费、优化公平营商环境、培育新动能等,尽快出台细化措施。二要抓紧推进。已确定的工作和政策要尽快落地、资金尽快下达,坚持结果导向,及时了解政策实施中的企业反应、群众呼声,确保工作早见效、市场主体有感受。三要协同发力。各部门要从大局出发,加强相互配合和政策配套。完善督办机制,坚决防止工作推进中“跑偏走样”、不作为等问题。以有力有效抓落实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市场主体信心,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政策内容:会议提出,从4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16%增值税率降至13%、交通运输和建筑等行业10%增值税率降至9%的举措,会议决定,一是进一步扩大进项税抵扣范围,将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并把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支付的进项税由分两年抵扣改为一次性全额抵扣,增加纳税人当期可抵扣进项税。对主营业务为邮政、电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按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政策实施期限暂定截至2021年底。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对政策实施后纳税人新增的留抵税额,按有关规定予以退还。三是相应调整部分货物服务出口退税率、购进农产品适用的扣除率等。同时,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和困难县市倾斜。

政策评价: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成为深化增值税改革的焦点之一。此前我国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对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2017年增值税税率从四档简并为三档,取消13%的税率;2018年“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的要求,将原先17%和11%的税率分别下调至16%和10%。初步测算,增值税在完成本次税率调整后,最高一档税率将显著低于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增值税税率19%。因此,降低增值税税率不仅可以降低国内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还将显著提升我国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政策建议:一是要开源节流,通过统筹收入、赤字和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式,保持较高支出强度。二是要精打细算,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压减一般性支出,提高财政收支效率。三是要坚持有保有压,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力度,包括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等。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提出要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力度,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更好服务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策背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2018年5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开展以来,试点地区按照国务院部署,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实施了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基本形成统一的审批流程、统一的信息数据平台、统一的审批管理体系和统一的监管方式。下一步,需要以更好更快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为导向,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力度,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统一审批流程,统一信息数据平台,统一审批管理体系,统一监管方式,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四统一”。

政策目标:2019年上半年,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缩至120个工作日以内,省(自治区)和地级及以上城市初步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信息数据平台;到2019年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相关系统平台互联互通;试点地区继续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精简审批环节和事项,减少审批阶段,压减审批时间,加强辅导服务,提高审批效能。到2020年底,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

政策内容:一是统一审批流程,内容包括精简审批环节、规范审批事项、合理划分审批阶段、分类制定审批流程、实行联合审图和联合验收、推行区域评估、推行告知承诺制。二是统一信息数据平台,内容包括建立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三是统一审批管理体系,内容包括“一张蓝图”统筹项目实施、“一个窗口”提供综合服务、“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一套机制”规范审批运行。四是统一监管方式,内容包括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规范中介和市政公用服务。

政策评价:当前,投资增长放缓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主要原因。仅仅依靠政府驱动投资难以长期保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不断增强投资的内生增长动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是改善投资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一方面有利于降低投资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按照国务院的部署,2018年开展试点,2019年要全面推开,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工作涉及面大、任务重,在时间这么紧的情况下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周密部署,统筹安排。《实施意见》的出台,为下一步更好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指引和路线图,标志着我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

政策建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需要更好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加强督促指导,完善相关制度,以更好推进相关政策落地见效。一是要做好组织实施。要组织召开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启动部署改革工作。同时要大力开展培训,提高地方改革能力和业务水平。还要加大宣传力度。二是要加强督促指导。建立上下联动的沟通反馈机制,并通过国家审批管理系统,了解地方审批改革的具体情况。指导地方整合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立改革工作全面公开和投诉举报机制,直接听取社会的反馈意见。要建立评估评价机制,委托第三方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的情况进行评估。三是完善相关制度。研究制定相关指导性文件,进一步梳理国家层面有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提出修改建议。要指导地方做好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的“立改废”工作。

国办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国办发〔2019〕10号)。

《意见》指出,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统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是保障职工社会保险待遇、增强基金共济能力、提升经办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

《意见》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遵循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一管理、降低成本的总体思路,推进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实现参保同步登记、基金合并运行、征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通过整合两项保险基金及管理资源,强化基金共济能力,提升管理综合效能,降低管理运行成本,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保险管理资源、实现两项保险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意见》要求,统一参保登记。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实施过程中要完善参保范围,结合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摸清底数,促进实现应保尽保。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一征缴,统筹层次一致。按照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新的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同时,根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情况和生育待遇的需求,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建立费率确定和调整机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不再单列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目。探索建立健全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坚持基金运行情况公开,加强内部控制,强化基金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确保基金安全运行。

《意见》要求,统一医疗服务管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实行统一定点医疗服务管理。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相关医疗服务协议时,要将生育医疗服务有关要求和指标增加到协议内容中,并充分利用协议管理,强化对生育医疗服务的监控。执行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促进生育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范围,推动住院分娩等医疗费用按病种、产前检查按人头等方式付费。生育医疗费用原则上实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充分利用医保智能监控系统,强化监控和审核,控制生育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后,要统一经办管理,规范经办流程。经办管理统一由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充分利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平台,实行信息系统一体化运行。原有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平台可暂时保留,待条件成熟后并入医疗保险结算平台。完善统计信息系统,确保及时全面准确反映生育保险基金运行、待遇享受人员、待遇支付等方面情况。

《意见》要求,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生育保险待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生育津贴支付期限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产假期限执行。确保制度可持续。各地要通过整合两项保险基金增强基金统筹共济能力;研判当前和今后人口形势对生育保险支出的影响,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制度保障能力;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从保障基本权益做起,合理引导预期;跟踪分析合并实施后基金运行情况和支出结构,完善生育保险监测指标;根据生育保险支出需求,建立费率动态调整机制,防范风险转嫁,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

《意见》还要求,两项保险合并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地要高度重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各统筹地区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准确解读相关政策,大力宣传两项保险合并实施的重要意义。

内部报告

以结构性改革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近年来,随着需求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与效率约束日渐凸显,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与国际组织将目光聚焦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以结构性改革带动经济复苏的改革热潮,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结构性改革的讨论。讨论的起点与基础是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评价体系。

削弱非有效管制

学界与国际组织对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背景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后全球性的增长乏力与高失业率并行的经济态势,其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被并称为调控经济的三大政策工具。经过多年的讨论,学界对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评价体系虽然表述各异,但就其核心机制达成了一定共识。

主流结构性改革观点认为,经济运行中之所以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主要是由于经济中存在一些影响资源有效配置的障碍,体现为流动性障碍与竞争性障碍。流动性障碍是指由于政策设计等原因,生产要素在区域、产业、企业、国家间的流动不顺畅,不能够有效推动资源流动到更加高效率的部门,形成了生产资源的流动性障碍。其中,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等,因此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贸易、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主张结构性改革的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些领域的政策设计不当,造成了要素的流动性障碍。因此,结构性改革的第一个机制是:推动在贸易、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领域的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障碍,提升要素有效流动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竞争性障碍是指受到产品市场的管制、企业进入产品市场的难易程度与规范性、法律与产权等相关政策设计的影响,经济运行中并不能够充分发挥个体的竞争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的非效率性,主要来自于产品市场与制度方面。因此,结构性改革的第二个机制是:推动在产品市场与制度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运行中企业、个体的有效竞争性,促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进而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

综上,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机制在于降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影响流动性与竞争性的政策障碍,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最终实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发展目标。通常,政策障碍之一被视为政府的过度监管。西方主流的结构性改革以削弱政府过度监管、放松管制为手段;而我国则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为手段。然而,结构性改革不等于自由放任。从内涵上看,阻碍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障碍并不仅在于政府的过度监管,经济中还存在着诸如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金融部门扭曲等非政府管制因素而造成的市场失灵,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在这一过程中,建立政府的有效监管被视为结构性改革内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并非一味地追求自由放任。例如,从评价体系上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合组织整合的结构性改革指标体系中,尽管银行监管是一种远离自由放任的做法,但是具有较好银行监管系统的经济体会在金融部门结构性改革指标上获得较高的分值。因此,结构性改革可理解为一系列致力于削弱非有效管制的改革政策。

从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全球竞争力报告提出,经济体将沿着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轨迹发展。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发展阶段,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对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转变的重大战略创新。

筛选出1960—2015年实现了或正在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经济体为样本,进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体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概率呈倒U型曲线,拐点发生在经济体进入效率驱动阶段的第19年左右。其中,第14—19年为经济体实现阶段性转变的高峰期,转型概率接近50%;此后,转型概率由上升转为下降,这意味着当经济体在效率驱动阶段停留过长时间后,增长机制很容易被锁定,转型也越来越难。

结构性改革将成为经济体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的有效战略。有关改革效应的经验研究发现,贸易部门结构性改革、制度性改革、金融部门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体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具有显著正效应;产品市场结构性改革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效应较为模糊且不显著。由此推断,对于正面临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与产品市场结构性改革或许没有其他部门改革急迫。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国家要迈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基础和必经之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企业多遵循以模仿或技术引进为主的发展道路。2018年对江苏省与广东省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大多数企业并不掌握前沿技术,为追求短期收益或维持持续经营,企业开展的创新多为流程创新、市场与组织创新等非技术创新。然而,有研究表明,流程创新不能带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也不具有外溢效应,而企业技术创新则能够有效提振TFP并在经济体中发挥外溢效应。因此,细化企业创新类型,探索结构性改革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依靠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创新意愿,将成为中国经济迈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

经验研究发现,贸易、制度、金融、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五大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于价值链两端的技术创新、市场与组织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于价值链底端的流程创新则具有抑制作用。这意味着结构性改革能够推动经济体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同时,结构性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中呈现异质性。其中,在民营企业最为显著,外资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显著性则相对较低。

综上,坚持贯彻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对于中国等国家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坚持不懈地推动结构性改革能够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然而,结构性改革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带动力有限,表明未来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本土企业。因此,在未来结构性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过程中,要多到民营企业展开深入调研,了解其真正的困难与需求,更充分地发挥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作用。

合理规划结构性改革路线图

结构性改革包括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设计合理的改革路线图不但能够起到“1+1>2”的效果,同时还会减少短期冲击,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由此,学界对结构性改革效应的研究由单一改革效应向多重改革顺序效应演进。因此,在实施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体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不同部门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顺序,会较大程度地影响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效果。

相关经验研究归纳出两条结构性改革实施路径:一是沿着贸易部门改革—制度性改革—金融改革逐步开展的路线图进行战略规划,有助于结构性改革发挥更好的效果;二是沿着贸易部门改革—产品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顺序推进,能降低产品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对经济带来的短期冲击,使得经济体尽快从结构性改革中获益,实现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现实中,结构性改革路线图的规划与设计还要考量更多因素,包括改革是分级还是统一执行,是针对特定目标群体还是覆盖整体人群,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这些都会影响改革效果。对此,学界需要展开深入、系统、科学的研究,中国需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各级政府需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设计出科学、合理、有效、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构性改革路线图。 (李月)

为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成为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新力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原动力。但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发展也面临管理方式不适应、诚信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电子商务法历时5年,经4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最终获得通过,并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这无疑为解决电子商务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问题,加快建立开放、规范、诚信、安全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电子商务法是我国电商领域的基本法,它广泛调整我国境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电子商务法以对电子商务经营者尤其是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规制为核心,并由其来联结政府、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物流经营者、生产经营者等各主体,共同建立了电子商务世界的规则体系。

电子商务法确立了电子商务基本规则体系

在电子商务法颁布之前,我国电子商务规则分散于诸多法律法规之中,实践中的电子商务管理也由多个部门分别进行,这无疑构成了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电子商务法的出台,统一确立了以保障权益、规范秩序、促进发展为支撑的电子商务基本规则体系。

第一,保障权益规则。

电子商务法对主体的权益保障,并不仅限于消费者,而是广泛涉及电子商务经营者、消费者、知识产权人等诸多主体。

消费者权益保护。电子商务法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对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面临的主要权益受侵害现象做了相应规定,对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作了及时回应。比如,针对刷单现象,电子商务法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对经营者以隐蔽方式搭售商品或服务的现象,该法要求经营者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这些规定均强化了对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保护。

平台内经营者权益保护。电子商务法强化了对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比如,针对现实中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要求入驻平台的经营者不得同时入驻别的平台的“二选一”现象,该法要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同时,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知识产权人权益保护。电子商务法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加强合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最高罚款金额提高至200万元。

第二,规范秩序规则。

有序的环境是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基础。电子商务法为规范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秩序确定了基调,即国家建立符合电子商务特点的协同管理体系,推动形成有关部门、电子商务行业组织、电子商务经营者、消费者等共同参与的电子商务市场治理体系。

市场主体登记规则。在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许多电子商务经营者并未履行相关的工商登记和行政许可手续。基于国家对线上线下商务活动平等对待的原则,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应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和依法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义务。但立法同时也考虑到了我国国情和电子商务发展实际,对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者免予登记。

税务规则。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纳税义务,对即便是免予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商经营者,也要求办理税务登记,如实申报纳税。该法还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

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与履行规则。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是电子商务的主要内容,我国已有的民法总则、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等都对此做了大量规定。为了避免重复,电子商务法对此仅做了较多的衔接性规定,具体规则交由其他法律处理。但该法仍在多个方面提供了一些新规则。例如,在合同主体要件问题上,电子商务法确立了电子商务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推定规则,这意味着除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订立电子合同的当事人都具备订立合同的智识水平。在快递物流方面,电子商务法规定,快递物流服务提供者在交付商品时,应当提示收货人当面查验;交由他人代收的,应经收货人同意。在电子支付方面,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支付不安全、支付指令错误以及未经授权支付等情形下的赔偿责任,同时要求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完成电子支付后,应及时准确地向用户提供符合约定方式的确认支付的信息。

争议解决规则。网购纠纷在最近几年的消费者投诉中一直居高不下,消费者投诉举报难、获取证据难等问题制约了纠纷的有效解决。为此,电子商务法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公开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及时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同时,在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电子商务法也积极倡导电子商务经营者构建争议在线解决机制。

第三,促进发展规则。

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是电子商务法的重要目标之一。该法专设了“电子商务促进”一章,从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电子商务绿色发展、建设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完善电子商务统计制度、加强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建设、支持电子商务与各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维护电子商务交易安全、开展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规定了支持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上述诸多促进措施中,较为引人关注的有以下四项:首先,国家支持电子商务与各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线上线下产业融合,推动电子商务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其次,国家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发挥电子商务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国家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建立健全适应跨境电子商务特点的海关、税收、进出境检验检疫、支付结算等管理制度,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申报、纳税、检验检疫等环节的综合服务和监管体系建设,优化监管流程,推动实现信息共享、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高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和监管效率。最后,推进电子商务诚信体系建设,支持依法设立的信用评价机构开展电子商务信用评价,向社会提供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服务。

发挥法律实效还需做好解释和配套工作

电子商务法的出台只是电商立法工作的第一步。若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实际效果,未来还需做好对该法的解释工作,并建立与该法相配套的其他规则。

第一,对电子商务法做妥当释义。

妥当的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于现实生活的前提之一,电子商务法也存在需要进一步解释之处。目前,电子商务法已正式施行,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不少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一些争议的产生源于对某些法律条文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就此做好相关研究和解释工作。特别是,目前我国电子商务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新的商业形态层出不穷,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会遇到诸多新型案例和疑难案例,有关部门应结合实践的新发展对电子商务法进行准确理解和解释。对法学理论界而言,应深化对电子商务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为有效应对实践新课题提供学理支撑。

第二,建立电子商务法配套规则。

电子商务法尽管构建了电子商务领域的基本规则体系,但该法并不能也没有必要将电子商务中的所有规则都纳入其中。事实上,该法制定过程中秉持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在规范中持续发展的态度。在许多方面,该法仅做了原则性规定、衔接性规定甚至未作规定,比如,该法未对社会高度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过多着墨,原因在于我国下一步将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专项立法。电子商务法中的电子商务促进发展规则,也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等予以细化和落实。与此同时,还应加强对电子商务法的宣传普及,为法律的贯彻实施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电子商务法的出台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前,我国已发展出世界领先的电子商务市场,电子商务法的落实,必将进一步营造出有利于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法制环境,激发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促进电子商务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并在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彭诚信)

政策借鉴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完善全产业链条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集聚了200多家高铁产业链企业,落户了35个轨道交通全产业链项目,积极开展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创新,通过把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和政策链“四链合一”协作,加速技术成果转化,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创新高地

山东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是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中车四方有限公司、庞巴迪公司3家整车生产龙头企业所在地。围绕这3家龙头企业,集聚了200余家核心配套企业,2018年,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达850亿元,构成了世界级动车小镇的产业基石。2018年11月份,以此为基础的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宣布成立,规划区域83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达3000亿元,打造世界级轨道交通创新高地。

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近年来,中车四方股份公司、中车四方有限公司、庞巴迪公司这3家高铁整车企业新车频出:我国首列时速20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80公里高速动车组和首列城际动车组均在此诞生,并创造了486.1公里/小时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工程样车预计2020年下线。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已成为国内高速动车组上线运营数量最多、品种最全、质量最优、安全运营里程最长的轨道交通整车基地。

整车的持续创新背后是产业链创新的持续深化。在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集聚的高铁产业链企业都在不断研发自己的创新配套产品,实现与整车企业同步升级。

在示范区,即便是橡胶制品这类不起眼的配件,也是创新不断。青岛铁路橡胶厂主要生产高速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和内燃机车用各种橡胶减震元件、密封制品等,产品有4000多个品种。“我们近期研发的外风挡密闭性好,而且还能减少噪音、降低阻力、提高美观性,打破了国外垄断。”青岛铁路橡胶厂技术负责人潘志业表示。

关键技术项目集聚

在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成立的当天,总投资额185亿元的35个轨道交通全产业链项目同时落户示范区。“其中,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青岛工程材料研究院、哈尔滨焊接研究院青岛研发中心、苏试试验北方检测中心、中兴通高速列车新材料、南大傲拓PLC等都是开展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创新的项目。”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刘新岐说。

刘新岐介绍,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青岛工程材料研究院主要是面向高速列车的应用需求,开展材料与制造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技术研究,为高铁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目前,研究院已围绕轨道交通领域新型高强轻量化透明材料、高强度铝合金材料、石墨烯铝电缆材料以及其他新材料的应用技术开展研究,并推动新材料领域产品孵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及技术合作。

而中兴通高速列车新材料项目则是专门负责承接这些技术成果转化的。“我们现在主要做航空材料替代现有高铁玻璃、航空用高强度铝合金铸件用于高铁,以减轻高铁的重量。”青岛中兴通铁路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梅湘涵说,解决高铁的轻量化、可靠性产业化问题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实现了石墨烯铝合金电缆产业化,以替代高铁现用的铜电缆,目前已经开始小规模生产,这种电缆可以使整车电缆重量减少20%左右。”

高效创新模式形成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还有一项重大任务是建设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这是全国第一个轨道交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旨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造一种全新的创新模式。”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新中心科技管理部部长金泰木介绍,与传统研究机构形态不同,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是要集政府主管部门、共建单位、科技界、产业界、金融界和上下游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搭建一种新型非营利法人组织科研形态,依据不同的创新主体、不同的创新活动,探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多样化建设运营与技术创新组织模式。

据悉,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完成6平方公里区域功能规划设计及建筑概念方案国际征集,规划构建集技术创新、产业孵化、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城市功能及绿色生态,面向全球、聚智聚能、协同联动、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将发挥国家平台作用,集聚各方资源,深化开放协同创新,积极牵头主持及承担国家、行业、地方政府科技项目。”金泰木告诉记者,他们已围绕高速轮轨、新材料科技、新能源融合与传动、装备智能化、运维与设备健康管理、导向运输模式多样化6个科研方向,围绕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进行研究。“我们将通过把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和政策链‘四链合一’协作,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带动产业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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